特殊作业

魏正隆发现李国藩自从市长前面的“代”字拿掉后，越来越难以驾驭，每次开市委常委会都是书记、常委等市长，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的重大活动中，李国藩经常拍板表态。魏正隆承认李国藩思维敏捷，自己这个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是谁是书记，你李国藩心里应该有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官场干了半辈子了，官场上的套数你李国藩不会不懂，既然懂，说明你李国藩没把我魏正隆放在眼里，我是党的书记，我是东州市委的领导核心，你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不把党放在眼里。就说这次市政府办公楼加层，连个招呼都不打就上了，中央现在三令五申严控办公楼违规修建，李国藩竟敢顶烟上，想抛开党的领导，另立山头，此风如果不压下去，你李国藩就离翻船不远了。为了敲山震虎，魏正隆决定视察银环路工程，并亲自给李国藩打电话，通知李国藩陪同。

李国藩接到魏正隆的电话以后，觉得味道不对，李国藩是个聪明人，“这是要先礼后兵啊”，他当然不会把魏正隆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无论是魏正隆，还是荣立功，都不是干事的材料，做四平八稳的官还行，但是，做惊天动地的事却做不了。就说银环路工程吧，在魏正隆、荣立功手里论证了多少年了，就是动不了工，我李国藩一来，立即就锣鼓喧天地干了起来，你魏正隆不是想看看银环路工程吗。那我就陪你走一趟，让你开开眼，看看我李国藩是怎么干事的！李国藩欣然应允。

银环路工地上旌旗招展，热火朝天，几辆轿车停了下来，魏正隆、李国藩各自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并肩视察工地。

“国藩，”魏正隆欣慰地说，“工程进展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这条路早一天通车，东州市早一天受益呀！”李国藩得意地说。

“国藩，别说我没提醒你，”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这是一条勤政路、廉洁路，咱们可不能因为修一条路而倒一批干部啊。”

“放心吧，老魏，”李国藩不以为然地说，“我已经让市纪委组成监督小组，进入指挥部，从头监管到尾。”

“这个办法好，”魏正隆赞许地点了点头，“资金到位怎么样了？”

一提到资金，李国藩叹了口气，“外商还差三分之一的款，国昌在北京学习，我有点舍手啊。”

魏正隆微微一笑，“抽空再让他跑跑香港，资金是个根本啊。”

中国市长协会第二次会长联席会议在成都闭幕后，张怀亮直接回了东州，我陪张副市长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刚回到中央党校，张副市长就交给我一份作业提纲，提纲要求中青班学员人人要写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可以从五个方面剖析灵魂。一提到“灵魂”两个字，我就有点抓瞎，一个人剖析自己的灵魂尚且不易，何况要剖析别人的灵魂？我心里打怵，但嘴上还是应承下来了，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入党了，但从未写过党性分析报告，不用说张副市长也从未写过，张副市长一再叮嘱这份党性分析报告非常重要，可以说是青干班最重要的一份作业，不仅要在全班宣读，而且有中组部领导旁听，当时我内心的压力像泰山一样沉重。

当天下午我乘飞机返回了东州，在飞机上，我思前想后，都觉得这份特殊的作业太难了，剖析深刻了怕刮着碰着张副市长，再给他的仕途之路带来什么麻烦。轻描淡写肯定过不了关，何况张副市长是个要强的人，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情，他憋着劲想借党性分析报告在班上露露脸，但他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掌握好度，既要深刻、触动灵魂，又刮不着碰不到他，我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毫无疑问，一旦一个人的命运由权力决定，要想改变命运只有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这么多年在官场，我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看作被权力决定的物件，指哪儿打哪儿，其实，在官本位的驱使下，每个人都习惯了用“子女”的眼光看官员，这才有了父母官之说，人们早就习惯了服从各种权威、传统、道德等等，在这种服从中，人们是极其厌恶的，但又不得不投向权力的怀抱。因为谁也无法抗拒用官本位的价值观评价一切，这种价值观驱使人们在权力面前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听话的工具。在成都开会时，我和张怀亮陪张副市长去了一趟都江堰，站在咆哮的岷江面前，望着被水利工程驯服的壮丽的江水，张副市长颇为感慨，他说“深淘滩、低作堰”有些像做人的三字经，“遇湾截角，逢正抽心”，有些像官场的八字真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这都江堰好比官场，张副市长就好比岷江的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然而，现实中的官场又有几个人能读懂都江堰消灾、滋润、濡养的内涵呢？

回到东州，我搜集了有关张副市长的所有资料，从资料中得知，张副市长祖籍在北京，清朝末年北京大栅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玉石老字号叫“玉石张”，便是张副市长的祖辈开的，后来为躲避战乱和仇家逃难到了东州，在东州扎了根，不过玉石生意和手艺从张副市长的祖父手里丢掉了。张副市长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从小就是孤儿，是在亲属家长大的。由于个人勤奋好学，又有心计，一点一点奋斗到今天的地位，其中甘苦可想而知。

古人讲，“用谲不失其正，行权不诡于道”，可是我对张副市长的规矩越来越不敢恭维，总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让我对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在识别领导选择领导的同时，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毫无疑问地与张副市长拴在了一起，他值得信赖吗？其实，我经常这样问自己，然而我越扪心自问越迷茫。

在剖析张国昌灵魂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却躁动不安起来，我的思想像苏醒的黑水河，不停地寻找心灵温柔的两岸，并朝它幽远的深处流去。我在这种苏醒中发现，时代不同了，古代的太监被阉割了

阳具，现代的我们被阉割了个性。太监的阳具是别人割去的，而阉割我们个性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什么时候被阉割掉的，我只知道命运的虚伪不是一般的虚伪，而是非常成熟的虚伪；命运的圆滑不是一般的圆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圆滑。面对命运，我无法逃遁，也无处逃遁。生活给人更多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撼，领悟生活，首先要领悟自己，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提醒了别人，自己才可能有出路。张副市长会接受我的提醒吗？我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

为了写好党性分析报告，这两天我煞费苦心。我按照中央党校提纲要求的五个方面，写了约有一万字，因为我从未写过这类东西，先抛砖引玉，等张副市长看后再删改。

一晃又是周末，我去北京接张副市长回东州，在飞机上，我将写好的党性分析报告交给他，他在飞机上一直看，看的很认真，一路上基本看完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心顿时揪了起来，贴身跟了他快一年了，对他的品性我再熟悉不过了，没说什么就是不满意，但也没提出再让我修改的意见，似乎我写的这个报告可有可无，我断定张副市长一定也找别人为他写党性分析报告了，会找谁呢？最熟悉张副市长同时他也最信任的人只有韩寿生，难道张副市长也把党性分析报告的活儿交给韩寿生了？我带着这个疑问陪张副市长回到了东州。

第二天下午，张国昌和李国藩一起召开了銀环路工程调度会，会场安排在工地指挥部。调度会开得热烈紧张，李国藩和张国昌都是大烟筒，与会者赛着抽大哥大，指挥部里是云雾缭绕。

“同志们，”李国藩打着手势说：“这是一场战役，是一场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的大仗，为此，我们要把银环路工程建成廉政建设的示范工程。”

“我与李市长商量了一个六不准，五公开，”张副市长环视一圈会场说，“下面请仁杰同志给大家念一念。如无异议，便是铁的纪律，便是银环路建设的‘军法’。”

丁仁杰清了清嗓子念道：“六不准的内容是：不准各级管理人员介绍亲朋好友参与工程、搞不正当竞争；不准以任何借口收受回扣或索取任何好处；不准任何施工企业在使用材料上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或转手加价；施工中，不准多头分包、层层转包，二次转包需经指挥部批准；不准地平材料（砂砾、石料）借机哄抬物价，缺尺少秤，违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准任何部门的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五公开的内容是：公开动回迁和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公开实行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公开成本造价；承建单位公开材料进货渠道、价格和原材料消耗；公开责任体系、监督网络。”

丁仁杰念完后，张副市长接着强调说：“大家如果对七不准，五公开无异议，就由市纪委、市监察局组成的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执行。”

散会后，李国藩、张国昌又到工地，看望了工人。在工地，李国藩煽情地说：“工人师傅们，你们的任务很重，很艰巨，困难很大，但东州市人民相信你们。希望你们既要有科学的态度，又要大胆创新，不负全市人民的希望”。说着与工人们一一握手。

我陪张副市长忙了一天。傍晚送他回家，刚下车就对我说：“雷默，你跟我上一趟楼。”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便跟着上了楼。走到他家门口时，他突然停住脚步说：“雷默，应该说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但是写的东西操作性不强，我在车里没说，是怕马厚听见，你不好意思，党性分析报告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我觉得比你写得好，操作性强，咱俩上楼，我用传真机给你复制一份，你拿回去学习学习。”

我的预感终于应验了，当我拿到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后，心情复杂极了，好比夜里被霜打了的花朵，我看着张副市长近视镜后面凸起的眼球，仿佛看到了靡菲斯特的目光，张副市长先是揶揄我，“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然后又挖苦我“但是写的东西操作性不强”，仿佛在借靡菲斯特之口说：“理论之树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绿”，然而，我一边下楼耳边一边回响着《跳蚤之歌》：“跳蚤穿上了龙袍，浑身金光闪耀，宫廷内外上下跳，他威风得不得了。啊哈！哈哈哈哈！跳蚤？……”我觉得我就像歌中的跳蚤，却又像被跳蚤咬了一样浑身痛痒。

晚饭后，杨娜想让我陪她去散散步，我说太累了，便把一个人关在书房内看着放在写字台上韩寿生做的党性分析报告运气，不知不觉抽了半包烟。杨娜散步回来时，一支烟正在我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燃烧。

“默，干嘛呢，眼睛直勾勾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杨娜关切地问。

“还不是党性分析报告闹的，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写完了，人家不满意，说什么操作性不强，党性分析报告又不是会议纪要，是剖析思想，要什么操作性，这不，背着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说韩寿生写的有可操作性，把我写的给枪毙了。”

“张市长怎么这么做事呀？”杨娜抱怨地说，“每天都像在搞阴谋诡计似的。”

“这种人对谁都不信任，我看他连自己都未必全信。”我牢骚满腹地说。

杨娜顺手拿起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看了起来，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默，这哪儿是党性分析报告，这不是坦白书吗，这份党性分析报告，张国昌如果交上去，怕是要开除党籍了！这还是人民公仆吗？这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谁知道是真是假，明天我送他回北京，飞机上再说吧。无论如何我都得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要让他知道韩寿生写的这份党性分析报告一旦交上去的后果。”我愤愤地说。

“默，”杨娜心疼地说，“真难为你！”

“娜，你不知道，我现在就像一团萤火，既不燃烧，也不熄灭，游荡在日出与日落之间。”我痛苦地说。

“默，原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前程就有了保障，没想到你这么痛苦。”杨娜抚摸着我的头说。

“娜，有时候我真想学学《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喊上一句：皇帝他没穿衣裳！但是看一看周围那些欢呼雀跃的人，你就知道世俗的力量有多强大，什么勇气都没了。”我又点了一支烟蹙着眉头说。

“不行咱就不干了，”杨娜天真地说，“你这么委屈我看着心疼！”

我望着可爱的妻子无奈地笑了笑，“娜，离开也要等时机，现在要是离开，人家会以为我干废了，再说，张国昌也不能放我，还是先忍着吧。”

有时候杨娜就是我的“生命意志”，她让我在现实世界中有一种悲剧般的快感，这种快感就是相濡以沫，有时候我们就像两条鱼，泉水干了，我们在相互湿润中融合，体验“太一怀抱”中的快乐。

第二天我送张国昌回北京，我们乘早晨第一班飞北京的飞机，尽管我没通知任何人前往东州机场送行，但是机场贵宾室还是挤满了人，我发现韩寿生很得意地坐在孟丽华身边，我从他斜睨我的目光中能看出来，他觉得自己在党性分析报告这件事上赢了我赢得很开心！从张副市长家到东州机场，一路上我什么都没说，我憋着气想等飞机起飞后再说。

飞机终于起飞了，张副市长一边用空中小姐递过来的热毛巾擦着脸一边得意地问：“雷默，你看了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有什么感想啊？”

我冷哼一声说：“说实话，老板，我没有感想，只有担心！”

张副市长听罢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你小子是不是不服气呀，寿生的理论功底不如你，但是写的很实在呀！”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老板，韩寿生这份党性分析报告写的有点实在到家了。”

“这话怎么讲？”张副市长敛起笑容严肃地问。

我双手一摊直白地说：“党性分析报告，分析的是党性，党性都没有了，还怎么分析？”

“什么意思？”张副市长警觉地问。

“老板，”我开诚布公地说，“韩寿生的报告分四个部分，”我随手从皮包里拿出韩寿生的报告展开，“一是放松世界观改造，共产主义信念有动摇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连信念都丢掉了，还有党性吗？二是放松宗旨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背离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背离了，还有党性吗？三是抵御不住不良习气的侵蚀，有接受吃请的时候。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大吃大喝，你这不是顶风上吗？四是抗拒不了人情事故，有过收受礼品的行为。收受礼品，礼品数额有多大，如果超过五千元是要判受贿罪的，一个受过贿的共产党员还有党性吗？张市长，我不知道这份党性分析报告说的是不是事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是一份党性分析报告，而是坦白书，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振聋发聩的一番陈词，张国昌的脸色顿时白了，他从我手中拿过去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仔细琢磨了一路，直到下飞机，他也没说一句话。

到了首都机场，丁能通又是一番隆重的接机，在贵宾室小憩后，径直送张副市长回了中央党校。我为张副市长打扫了房间，又打了两壶开水，这才与丁能通一起回到驻京办。

这几天需要处理的文件特别多，由于忙着给张副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这些文件和群众来信都撂下了，张副市长不在东州，下面各委办局、县市区要汇报工作都要先找我，我着急回去处理，就让驻京办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中午我去驻京办食堂吃饭，食堂里人很多，打完饭想找个座位，发现张炳祥一个人坐在靠窗的饭桌前闷头吃饭，我径直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笑着问：“炳祥，什么时候到的？”

张炳祥没想到我会在驻京办吃饭，表情有些意外，“我昨天到的，一点私事。”

“什么私事，神神秘秘的？”我开玩笑地问。

“我女儿在北京大学读书，我来看看她。她托福考得不错，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了。”张炳祥骄傲地说。

“是吗？”我吃惊地说，“恭喜，恭喜！”

“雷默，”张炳祥自豪地说，“不瞒你说，我女儿是去年东州市的高考文科状元。”

“炳祥，你真行！”我敬佩地说，“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哎，”张炳祥叹息一声说，“我这辈子算是没有什么出息了，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得了吧，你是市政府办公厅第一大笔杆子，还不知足？”我略带嘲讽地说。

“我给人家做了一辈子嫁衣，自己想做的事一件也没实现，活着不仅委屈，而且不真实，是一个一辈子不认识自己的人，有什么可知足的？”张炳祥沮丧地说。

想到给张副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受的委屈，我对张炳祥的话很有同感，我到张炳祥这把年纪会不会也这么沮丧呢？

“炳祥，”我深受感染地说，“认识‘自我’难，实现‘自我’更难，官场上的人有几个能找到‘自我’的？”

“我时常想为什么，”张炳祥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官场上的人都像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无法深入，但又离不开，被粘住了，一辈子处于既进不去又离不开的状态，我们已经天旋地转了，但是还要不停地呕吐，因为只有靠呕吐才能粘在球上。官场上的人谁不是呕吐者？我写了一辈子废话，全是呕吐出来的。”

张炳祥的话让我有了一种呕吐感，我心想，人看到腐烂发臭的东西才会感到恶心，恶心是一种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难道我们就活在这样一种感觉中？

“炳祥，”我伤心地说，“你刚才说官场上的人都被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这个粘滞的圆球是什么？就是领导的眼睛，官场上的人谁不是以领导的眼光来判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只有被领导肯定的目光才是受‘尊重’的目光，为了这种‘目光’，我们迷失了‘自我’，迷失是一种常态，是‘正常生活’，只有‘迷失’才可能麻木地活着，因为领导的目光已经成了我们心中的图腾。”

“深刻，兄弟，这就是身在官场的悲哀，人们既离不开权力，又觉得权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被权力评价着，或被权力支配的人评价着，这种评价不仅决定着人的本质，更决定着社会的本质，意义是权力规定的，人们在权力的关注下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那一大团粘滞的东西。我们就这样黏黏糊糊地活着，雷默，你说我这个大笔杆子有什么意义？”

“是啊，”我深有感触地说，“以你的才能，任个市政府副秘书长绰绰有余，可是……”

还未等我说完，就被张炳祥打断了，“兄弟，无所谓了，五十多岁了，小学生写作文都会说我是个半百的老人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哥，太伤感了吧。多想想女儿。”

一提女儿，张炳祥眼睛亮了起来，“对，我现在就盼着女儿出息，雷默，你什么时候回东州？”

“我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我也是，咱俩一趟飞机。”

“太好了！”

下午，我和张炳祥在首都机场刚过完安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竟然是张副市长打来的，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大概走不成了。

“雷默，上飞机了吗？”张副市长的语气有些焦急。

“还没有。”

“先不走行吗？”张副市长竟然用了商量的语气。

“有事吗？”我试探着问。

“韩寿生那篇文章我找几个同学看了看，都说这么写不行，要重写，时间紧，明天下午一点半，要在全班宣读，有地方局的领导听。”张副市长心急如焚地说。

我听明白情况后，反倒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因为我用实力证明了我的正确，“张市长，我和炳祥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去你那儿怎么样？”

“太好了，”张副市长兴奋地说，“有炳祥这个大笔杆子在，我就更放心了。”

“炳祥，”我挂断手机问，“晚回去一天怎么样？”

“有事吗？”张炳祥不解地问。

我说明情况后，张炳祥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我和张炳祥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中央党校，赶到张副市长房间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学员们陆陆续续地去食堂吃饭，张副市长没心情吃晚饭，我和张炳祥推开他的宿舍门时，他一直焦急地在房间里抽闷烟。

我俩一进门，张副市长连忙起身，将一个资料袋递给我，催促道：“雷默，你和炳祥熬个夜吧。我问了一下，写完的学员没有超过三千字的，时间很紧，你们去准备吧。”

我抽出材料袋内的材料，没有什么新东西，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写作要求，一份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另一份是韩寿生写的。

从张副市长宿舍出来，我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紧张，责任重大，必须找到一份往届学员写过的党性分析报告做参考，我想到了潘文言，情不自禁地拨通了他的手机。

“文言，在办公室吗？”

“雷默，我正要下班，有事啊？”

“文言啊，张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把活儿交给我了，我没写过这东西，你一定帮我弄几篇范文，拜托老兄了。”

“党性分析报告是存档的，弄出来很难，但老同学的忙我一定帮，你在办公室等我，我去办。”

我和张炳祥满怀希望地走进潘文言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两个单人沙发就把房间装满了。我一进屋就盯上了房间内的书架，书架上有很多党性方面的书籍和党刊杂志，我和张炳祥分别找了十几本书籍和杂志。大约半个小时，潘文言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张炳祥，然后急切地问：“文言，怎么样？”

潘文言笑着说：“总算找了三篇范文，其中这篇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名利关》，参考价值最大。”

“太谢谢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文言，我们找的这些资料也拿走了，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不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潘文言像看命根子似地嘱咐我用完这些资料一定给他送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说：“放心吧。”

回到驻京办，连晚饭都没吃，我和张炳祥躲到房间里开始翻资料，企图从中找到灵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张炳祥仍然一筹莫展，我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思索，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没写过，为什么被一篇三千字的党性分析报告给难住了？当我在一本党刊杂志上看到“灵魂”二字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难就难在剖析的是别人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灵魂，如果用张国昌的事来剖析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容易写了？这时杂志中“荣辱观”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惊喜地问：“炳祥，你看文章的题目就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怎么样？”

“好啊，”张炳祥眼睛一亮说，“荣辱观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以点带面更容易写透对人生观的态度。”

“围绕着荣辱观，我想用发生在张副市长身上的三件小事阐述三方面的问题，”我兴奋地说，“第一，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要忍辱负重，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承担错误，又要勇于改正错误；第三，树立正确的荣辱关，就要襟怀坦白，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太好了，”张炳祥肯定地说，“雷默，你写第一稿，写完了，我再看，过凌晨了，我先睡一会儿。”

张炳祥躺在床上和衣而睡，很快打起了呼噜，我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党性分析报告毕竟不是一般论文或什么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一边写，一边强烈地感觉到我正在内省自己的灵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灵魂，不过不是像但丁那样到地狱、净界和天国去寻找，而是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那真实而独特的“自我”。那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他人的灵魂。黎明时分，我写完了第一稿，一边伸个懒腰，一边叫醒张炳祥。

“炳祥，你修改吧，我眯一会儿。”

张炳祥睡眼惺忪地起床洗了把脸，坐在写字台前修改。大约一小时后，张炳祥定了稿。他叫醒我，我一看表已经早晨五点钟了，只好和张炳祥一起去了驻京办的打字室。

刚打完第一遍稿，正在校对时，丁能通笑眯眯地推门进来了。

“雷默，炳祥，张市长来了，等你们俩呢。”

“这么早，”我惊讶地问，“几点了？”

“七点了。”丁能通看看表说。

“雷默，”张炳祥笑了笑说，“看来张市长是真着急了。”

我和张炳祥惴惴不安回到房间时，张副市长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脸色好像昨晚也没睡好。我将稿子递给他，他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便低头看了起来。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张副市长看得很认真，比平时批阅文件不知要认真多少倍。半个小时过去了，早就该看完了，但是他仍然在看，我的心又揪起来了，心想，是不是还不满意呀？张炳祥的表情也有些紧张，因为我俩昨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吃，苦熬了一宿，彼此都疲乏极了，如果张副市长不满意，需要重写，就剩一上午时间了，再大的笔杆子也禁不住这么折腾。

正在我和张炳祥面面相觑时，张副市长一拍桌子说，“好，太好了。雷默，炳祥，辛苦你们了！”

我和张炳祥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张副市长却话锋一转说：“不过，爱莫斯商城着大火这段不能写，改一段别的吧。”

我一听就急了，据理力争地说：“张市长，大火这一段必须写。”

“为什么？”张副市长不解地问。

“因为你因爱莫斯商城大火记过大过，这是记入档案的。你说下午有地方局领导旁听，他们肯定知道这件事，如果在党性分析报告里，连自己历史上的错误都不敢正视，肯定说不过去。再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剖析好了，还是这篇文章的亮点。”

张副市长沉思片刻说：“也好，雷默说得有道理，好，你们俩任务完成的不错，回东州吧。能通，送我回党校。”

送张国昌和丁能通走出房间后，我和张炳祥疲惫地倒在了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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