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春天
春节过后,中国大地迎来了一个黑色的春天,一场毫无思想准备的灾难让我们措手不及。有生以来,我还从未觉得发烧两个字是那么可怕。因为它不再代表平常的头疼脑热,而是意味着可能被隔离,可能卧床不起,可能被切开气管,可能肺组织纤维化,可能……面对无数可能我不敢多想。
这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临床表现与典型肺炎不同,呈非典型肺炎症候。病人主要表现为高热,干咳,呼吸困难等肺炎症状,如抢救不及时,病人易死于呼吸衰竭或多脏器衰竭。这是一种瘟疫,一种被称为SARS的瘟疫。广州,北京成了重灾区。
自三月初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以来,一场维护首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战斗便在京城打响了。
东州的预防工作起步较晚,市政府的工作重点仍然围绕着项目年活动展开,直到东州涌入大批疫区人员后,市民开始恐慌,才引起薛元清的重视。
市委书记魏正隆早就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紧急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部署防控SARS的工作,可是市长薛元清并未到场。
“文革,元清同志忙什么呢?这么重要的会不参加。”魏书记严肃地问。
“薛市长今天上午主持召开腾笼换鸟的专题会,不会参加这个会了,他让我把会议精神传达给他。”常务副市长杜文革说。
“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魏正隆阴着险说,改造老工业基地的目的是要让鸟壮起来,如果鸟没了,还腾什么笼?我现在不仅是市委书记,也是市人大主任,按规定,市政府重大事项要向人大汇报,前年你们搞了招商引资年,如果按照报纸上公布的招商引资的钱来算,东州十年不增长,钱也花不完;去年,你们又搞了个绿化年,学加拿大魁北京工业园经验,搞冬季植树,种了五十五万棵大树,最后全冻死了。全部损失保守估计八千万,差不多四十万下岗工作一个月的低保生活费啊!今年又搞什么项目年,腾笼换鸟和银街工程,说什么银街工作一提出,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并经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协讨论通过,乱弹琴,我这个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怎么不知道?一年搞一个由头,一年换一个花样,我看实质上都是整景年。东州是人民的天下,是领导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家天下。老子天下第一,学李国藩做党内个体户,我看非典危机过后,我们要好好整顿一下东州的党风。”
魏正隆从未这么直白地批评过人,他用确看不惯薛元清的一意孤行,个人英雄主义。说白了就是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错误思想在作怪。
会上,魏书记主持党委们认真研究了东州防控非典的严重形势,他亲自担任东州防控SARS指挥部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杜文革担任。
一时间,全市医务工作者行动起来,亲自动员相关人员用消毒水擦试和喷雾,采取多种易于群众接受的宣传方法,向群众宣传预防知识,监控有患病症状的人群,所有医务工作者都奔赴一线,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非典疫情的蔓延。在东州,所有人员密集的地方都弥漫着消毒后的淡淡药水味儿。
魏正隆下了一道死令,在SARS危机未过去以前,东州城既不许进,也不许出。交通局,交警支队机关干部全部上路堵卡,严密监察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特别是从北京,广州来的人员和车辆,一律隔离半个月。
我本来要去北京四海影视公司汇报剧本创作情况,怕回来被隔离,无法出城。后来丑儿打来电话告诉我,四海影视公司放假了,SARS危机过后才能上班。
丑儿时常给我发短信:我很惦记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已好吗?确实严重,不要轻视,为所有人祈祷吧。
说实话,这些天,我为丑儿担心极了,常发短信问候她。丑儿发的短信有时很幽默:高家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牌车,站岗的村童立即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敲响了村头的老铜钟并高喊: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载口罩。然后后面加一句:此条消息已消毒。我把这条消息念给杨娜听,逗得她哈哈大笑。
这些天杨娜的工作很累,上飞机的人要登记,量体温,下飞机的人要消毒,量体温,甚至隔离。SARS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或密切接触,杨娜整天在机场接触那么多人着实令人担心。
一个多星期没有丑儿的消息了,我为她担心,便拨通了她的手机,手机关机。晚上,我收到了丑儿的E-mail:哥,我的宿舍被隔离了,因为有人去广州出差得了非典,楼里很多人家被传染了。我还好没有非典症状,不知道要隔离到什么时候,正好可以静心写点东西。这段时间我对非典灾难很有感触,想写一写。哥,非典过后,我们去西藏吧。多保重,你是我疲惫时唯一想念的人。我看到这个邮件以后,不禁为丑儿担心起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傍晚,我和杨娜刚吃完饭,正等着女儿回家吃饭,小区里有人用扩音器喊道:“六十五中学的老师,家属,学生家长请注意,听到广播后,请到社区报到,否则后果自负。”
听到喊六十五中学,我心里格登一下,女儿蕾蕾就在六十五中学,到现在还没放学。我走到凉台伸头一看,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正在小区喊话。
“出什么事了?”有人从窗户大声问道。
傍晚放学时,六十五中学两个班的同学九十多人集体出现发烧情况,已经全部隔离在人民宾馆,凡是六十五中学的老师,家属,学生家长必须到社区报到,否则后果自负。坐在摩托车后面的年轻人喊道。
“六十五中学哪两个班?”我连忙问。
“初一七班和八班。”那个年轻人回答。
站在我身边的杨娜一听险些晕倒,我连忙扶住她。女儿蕾蕾就在七班。我和杨娜也顾不上去社区报到,开车直奔人民宾馆。
人民宾馆用黄色的隔离线围着,几百名家长在隔离线外像热锅上的蚂蚁,许多警察戴着大口罩在维持秩序。
“我要见我的孩子,你们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一些母亲不停地喊道。
“蕾蕾,你怎么样了?”杨娜也在人群中喊着女儿的名字,场面让人揪心撕肺。
所有家长都在抱怨着学校,焦急地往里闯,场面难以控制。我见现场根本无法知道女儿的情况,便走出人群给林大勇打电话,想通过大勇打听点情况。
“雷默,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现在正开常务会呢,薛市长正发火骂人呢。”林大勇接电话的声音很小。
我只好挂断电话等待消息。不一会儿,由东州市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召集的医疗救护组赶到人民宾馆,这是从全市七家大医院抽调的十五名医疗专家会诊组。专家们全副武装,刚走进人民宾馆,我的手机就响了,电话是林大勇打来的。
“雷默,六十五中学集体发热的事情惊动了省里和国家卫生部,教育部,搞得薛市长很被动,”林大勇冷静地说:“学生家长情绪激动,都想了解自已孩子的情况,为了缓解家长们的情绪,薛市长决定为九十多个孩子配一部手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隔离区与自已的父母通话了。家长们听到孩子们的情况情绪就会稳定下来。向市委汇报时,魏书记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薛市长坚持要配手机。魏书记说,如果九百学生,九千学生被隔离,你也每人配一部手机?钱怎么办?乱弹琴,还是要积极做家长的工作,让他们积极配合,同时派专家组迅速确诊,对孩子们的病情抓紧治疗。这不,接完魏书记电话后,薛市长就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大发雷霆。”
“到底怎么决定的?”我焦急地问。
“雷默,你别着急,人民宾馆的条件非常好,市里已经派了专家组去会诊,结论很快就会出来。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林大勇安慰说。
“大勇,拜托了!”我心情沉重地说。
与林大勇通完话,所有家长都在现场登了记,测了体温,体温高的家长也采取了隔离措施。体温正常的家长被动员回家等消息。我和杨娜只好开车回了家。
回到家后,杨娜一声不吭,趴在我怀里默默地流泪,一夜无眠。我和妻子就这样在沙发上抱了一宿。我们从心里为孩子们祈祷,祈祷他们平安无事。
早晨,太阳也似乎得了感冒,并且正在发着烧,她抖着通红的大脸,早早地跳出地平线,烧干周身的雾气,向着高空升腾。阳光像干咳的飞沫一样射进窗户,让人没有一点安全感,电视新闻重复着昨天卫生部发布的全国疫情通报,不知道孩子们这一宿是怎么过来的。
杨娜早晨简单地洗了洗脸,便坐在电视机前看东州早间新闻,想从中得到点消息,然而却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只好又拨通林大勇的手机,关机。
我们俩想去人民宾馆隔离区看一看,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杨娜一把拿起电话,只见她一边听一边露出兴奋的表情,最后,她放下电话,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雷默,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没事了,是流感,专家会诊认为是集体感染流感,再观察治疗两天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浑身酸软,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雷默,你怎么了?”杨娜焦急地问。
“从昨天到现在,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我知道男人越刚强,就越脆弱,倒是女人的柔弱,富有韧性,才更加不容易被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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