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冠
两会以后，李国藩的前妻被双规了，这是他金蝉脱壳的成果，这段时间李国藩频繁地跑北京，名义上是跑“部”“钱”进，实际上是沉不住气了，在北京跑关系斡旋，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虽然暂时金蝉脱壳了，但心里始终没底。李国藩万万想不到张国昌就像火种，一旦点燃了，逮谁烧谁，李国藩本想落井下石，一个人当消防员想将整个东州反腐败的大火扑灭，但确实太累了。他气色越来越不好，到现在还不知道中央对他的看法，他希望得到一个结论，然而，李国藩找到的关系都众口不一，他就在北京病倒了，是丁能通和陈建样陪他去的医院，他以为自己太累了，免疫力下降得了肺炎，打打点滴就好了，医生却建议他做全面检查，结果肺部发现了阴影，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他认为是钙化点，根本不当事，没等结论出来就直接回了东州。因为他有一次重要的出访，去美国跟通用汽车公司洽谈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这件事一年前就约定了，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州太需要这条生产线了。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在东州机场贵宾室，李国藩像国家领导人出访一样，与前来送行的市委副书记商南、常务副市长卢宏雷，以及佟广真、朱玉林等人一一握手告别，表面上看是神采飞扬地登上了飞机，实际上是怀揣着一种无形的强大政治压力登机的，自从前妻被双规以后，关于他的谣言越来越多，他希望通过这次出访重树自己的光辉形象。很快东州市的各大媒体就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李国藩出访美国的消息，特别是东州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连续报道李国藩会见美国中华商会会长，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洽谈合作项目，拜访美国夏威夷中华商会会长、美国友好协会理事，并就两市经济文化交流事项进行友好交谈。报道的详细，令人瞠目。然而轰轰烈烈报道了几天后，戛然而止，好像李国藩失踪了似的，紧接着谣言四起，有人说李国藩受张国昌案牵连，出访美国回国后，在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双规了，还有人说李市长得了癌症在北京做手术。
下午我正在新华书店要书，接到了丁能通的电话，他说他到东州办事想见见我，住在新世纪大酒店。我赶紧离开书店，伸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见丁能通，是因为从丁能通嘴里能得到关于张国昌案子的进展情况，我现在对张国昌能否脱离苦海不抱任何幻想了，只希望早一点结案，早一点解脱，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前些日子办公厅人事处天天催我到秘书三处报到，我因为拒绝这个岗位，态度坚决，最近这段时间，人事处突然不再催我了。我只好靠等待消磨时光。我发现等待是一种最痛苦的折磨，然而，等待是一种磨砺，是一种资历，也是一种体味，当你等待了，你就增加了一份成熟。实际上，人生就是由无数等待组成的过程。我坚信，等待，就会有希望，就会有结果。当然，我不是那种只顾等待，不问耕耘的人，更不是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我的人生态度是：亦顾耕耘亦问收获，耕耘就是为了收获。否则无异于浪费生命。然而，人的悲剧在于，你要什么，可能偏不给你什么，或许因为要得太多、太高，或许因为运气不好。我思来想去，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或许就在于什么也没得到，当然，我至少得到了人生经历，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这可是最宝贵的。世人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我不想成为英雄，但也不甘于平凡，我的错误在于总想飞翔，却选错了方向……
我走进新世纪大酒店大堂时，丁能通正一个人在咖啡吧静静地品着咖啡，见我走过来，挥手让服务生也给我加了一杯。
“丁大哥，”我坐下后，深呷了一口咖啡问，“张市长的案子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知道丁能通在北京的人脉关系复杂，他不会不关注张国昌一案的进展。
丁能通淡淡地说：“自从孟丽华被双规后，案子进展很快，中纪委张国昌专案组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下一步马上就要移交司法了。雷默，我知道你心里很苦，遭了不少罪吧？”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无奈地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雷默，”丁能通一脸抱歉地说，“大哥总是觉得对不住你，不当面说说，心里不得劲儿。”
“大哥，”我理解地说，“你见外了，现在就是组织上让我去驻京办，我也不能去，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丁能通长叹一声说：“多谢老弟理解，说句实话，你现在想来，我也没胆量要你。眼下东州的政治态势非常复杂，怕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我知道丁能通话有所指，人家不便说，我也不便深究，只是好奇地问：“丁大哥，眼下关于李市长的谣言四起，是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丁能通不避讳地说：“不瞒你说，李市长病了，是肺癌，已经住进了北京301医院。”
我吃惊地问：“他不是在美国吗？”
丁能通低声说：“他去美国前就做了检查，肺部有阴影，他没当回事就出国了，结果一出来，我大吃一惊，赶紧通知他，他是出访一半回京的。”
我心想，这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便自言自语说：“看来东州要面临一场大地震啊！”
李国藩病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东州市不仅官场沸腾了，连商场也备受震动，前往北京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就在此时，又传出了张国昌在狱中畏罪自杀的谣言，说是张国昌用镜片割断了喉管，谣言越传越盛，连我心里都将信将疑起来，我知道有太多的人希望张国昌死了，因为张国昌一死，许多人就解脱了，我倒认为张国昌果真有勇气自杀，对他自己倒是个解脱，不过，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只能给活着的亲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为了弄准消息，我让陈东海务必核实，陈东海没过两天就给我回了话，告诉我根本没有这回事，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谣，他最后劝我说：“雷默，现在东州的政治环境对你相当不利，张国昌有很多对立面，他们还在台上，我劝你还是辞职吧，换一种活法，怀亮一直希望你到兰京大酒店去当总经理，你就下决心吧。”
我挂断电话，心情始终无法舒展，我一直在犹豫是否接受张怀亮的邀请，以我现在的处境我不希望给朋友带来任何麻烦，我更放不下手中的笔，因为一种新的梦想已经开始鼓舞我，如果不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我会毅然决然地奔向新的梦想，毕竟职业只能解决生存问题，而只有事业才能解决生存的意义。我知道我还需要时间，有人会问，你在等待什么？我只能说，我在等待戈多！毫无疑问谣言污浊了空气，阳光因污浊而变得混浊不清，我期盼着下一场大雨，洗清空气中的污浊，太阳却白亮白亮的。
杨娜这几天上班，单位的同事谈论的也是张国昌自杀的谣言，我偶尔出了几次门，打车时，出租车司机就主动讲张国昌自杀了，李国藩得癌了，人们讲起来的心情都很复杂，有痛恨的，有可怜的，有遗憾的，也有惋惜的。太阳冲破浮云，从楼顶喷薄而出，折射出所有的浪漫，天晴了，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不是麻雀，而是鸽群。
就在李国藩做手术期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常委大院发生了歹徒入室抢劫案，抢劫的恰恰是李国藩家，当时李国藩的家人都去了北京，只有小保姆在家，被劫持为人质，市公安局局长刘伟蜂亲自指挥战斗，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歹徒被陈东海击毙。
第二天晚上张怀亮请我和朱达仁一起在兰京大酒店为陈东海压惊。席间，我才知道，歹徒是个被全国通缉的杀人犯，被逼得走投无路，身无分文，潜入东州，误打误撞从后窗爬进了李国藩的家，想弄点钱，继续潜逃，没成想误入天罗地网。借着酒劲，陈东海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信息，打扫战场时，发现了李国藩家有一个夹壁墙，打开后，里面有五捆美金，每捆十万，当时刘伟峰就呆住了，他喃喃地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东海，这下可闯大祸了！”
回到家里，杨娜已经睡了。我打开电视，电视的晚间新闻里还在播放警方救人质的新闻。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淡茶，又点上一支烟，心中充满五十步笑百步的感慨。张国昌已经走完一百步，锒铛入狱了，李国藩离一百步还有多远？我不愿意去想，只觉得，权力在起伏回转的人生风景中，摄入底片的是灵魂的写真。我恍惚起来，发现写真上不过是一个土馒头，土馒头上，草根还没被全盖住，露出一块块的金土，再往上看，分明有一圈金色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那几朵耀眼的金花围成一个圆圆的圈，像金冠，我耳畔回响着一个孩子的声音：皇帝没穿衣裳！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下午，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通知我去办公室收拾东西。我怀揣着辞职报告，心情复杂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办公室除了一屋子的灰尘和干枯的花草，还有满屋子被翻乱的东西，我跟公务班要了两个大编织袋，装满了书，我在办公室除了书，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两大编织袋的书我根本拿不了，只好给张怀亮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我放下电话，还拿了一件不属于我的东西留作纪念，这就是张国昌去北京学习前拜访老书记时，袁伯守亲笔所书赠送张国昌的那幅字，正是明代昌坤在其《吏品》中的官箴，我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摘下来，物是人非，我心中百感交集。
张怀亮的车已经到了，公务班的工作人员把两个大编织袋和老书记的字送到了楼下，我深情地环视了一眼办公室，径直向朱玉林办公室走去。
我推开朱玉林办公室的门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见我进来略显吃惊：“雷默呀，快请坐，快请坐。”
“朱秘书长，”我从容地说，“不坐了，这是我的辞职报告。”说完我把牛皮纸信封恭恭敬敬地放在他办公桌上。
朱玉林意外地问：“雷默，你这是……”
“朱秘书长，”我淡然一笑说，“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栽培和关照，再见了。”
我走出市政府办公楼，已经华灯初放，市府广场上消夏的人群熙熙攘攘，我望了一眼金光灿灿的凤凰翼，仿佛它立在那里在为我送行。此时，微风拂面，张怀亮按了一声喇叭，我上了车，同望了一眼市政府办公楼，心中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
十四时二十一分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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