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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我负责。”顾红星站在张局长的办公桌前，低着头。

“是我的责任，我轻敌了。”冯凯昂着头插话道。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办错案的冯什么吧？”张局长恶狠狠地说。

“冯凯，不是冯什么。”冯凯说。

“你还在这儿给我顶针(1)呢？”张局长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我告诉你！你今天就给我去禁闭室！关禁闭！我不开除你，算是给你面子了！”

“我们不过就是行动失败，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抓捕的时候抓不到人也是正常的好吗？关禁闭？哪条法律规定的？”冯凯瞪大了眼睛。

无论是陶亮还是冯凯，当了这么久的警察，还从来没有被关过禁闭。虽然关禁闭对冯凯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也不是什么好事。关键他要是被关了禁闭，车匪路霸的案子谁去查？

“没后果？”张局长腾地站了起来，指着冯凯的鼻子说，“你们占用本该执行安保任务的几十名武警警力，白白干了三四个通宵，武警部队怎么看我们？我以后去武警部队，怎么抬得起头？”

“那是你想多了。”冯凯说，“巡逻能让歹徒不敢作案，震慑犯罪也是我们的职责。我看，以后巡逻就应该常态化，提高群众的‘见警率’，震慑犯罪的同时，也能提升群众心里的安全感。”

“你这是在狡辩吗？”张局长的火被油泼了似的，吼道，“你不仅办错案，还把武警部队当猴儿耍，你这行为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今天就脱衣服，别干了！”

“局长，他说得有道理，公安机关不仅要破案，更要防案。”顾红星居然敢当面和局长硬刚了，说，“如果说推断错误，你可以关他禁闭，但你无权开除他，你要想开除他，得局党委会研究决定。”

张局长的脸涨得通红，但顾红星的话又无可挑剔，于是他借坡下驴，说：“好！关禁闭！现在就去禁闭室！你好好反思反思！”

冯凯冷笑了一声，转身离开了。

禁闭室在公安局旁边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是战争时期挖的防空洞，后来被改造成了禁闭室。据说尚局长在位的时候，这个禁闭室从来都没有用过，但张局长上任后，他冯凯已经不是第一个进禁闭室的人了。

禁闭室就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没有装着铁栅栏的防护窗，也没有战士或者民警站岗。禁闭室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台子上放着一些政治理论学习的教材和一些纸、笔。写字台旁边是一张床，床头砌着一面半人高的矮墙，墙后是一个蹲便器。

因为是地下室，即便在炎热的夏天，禁闭室里也是很凉爽的，就是下水道通过蹲便器而散发出来的尿臊味，让冯凯有些不适应。

“人啊，就得有好的心态。”冯凯一屁股坐在禁闭室的床上，自言自语道，“说不好听了，是关禁闭，说好听了，就是给我放几天长假，何乐而不为呢？”

冯凯躺在床上，脖子接触到枕头，感觉到了隐隐的潮气，他望着天花板，思考着。

今天早晨，他们开车从郊区返回公安局后，郊区分局就打来了电话。

一名货车司机在一条省道上，遭到了同样方式的抢劫。车上拉的五箱白酒和十箱香烟，以及司机身上的100元货款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

严重的问题是，这一次的抢劫地点，突破了冯凯划定的直径50公里的范围，而且作案时间从夜间变成了清晨。

更令人头痛的是，被抢劫的货车司机说，这帮人是骑自行车来的，两人一辆，一共七八辆自行车。也就是说，这帮车匪路霸购置或者盗窃了交通工具，那么今后他们的作案范围就会成倍地增加，冯凯在原范围内设计的诱捕计划就很难实施了。

在第一个巡逻诱捕的夜晚，冯凯和货车司机聊了几句。虽然还没到信息化的时代，但货车司机被频繁抢劫的消息，也已经在司机群体中传开了。很多司机会选择绕开常发案件的路段，多跑几十公里，只为保证一个安全。

看来，这个信息，也被这帮车匪路霸掌握了。

这帮车匪路霸不仅有缜密的犯罪思路，还有灵通的消息渠道。确实，是他冯凯低估了。冯凯原本认为，他们只是一帮农民，不太可能具备多强的反侦查意识，可事实告诉他，并不是这样。其实从一开始，勘查员无法从被劫车辆上找到任何指纹，冯凯就应该想到，他们是有反侦查意识的，可是骨子里的傲慢，让他忽略了这一点。

张局长说得不错，在轻敌这一点上，冯凯确实应该反思。可是，接下来该怎么阻止这帮人继续犯案呢？

从自行车查起？

很难行得通。在询问被抢劫司机的时候，冯凯还特地问了一句，这帮人骑的车是不是新车。冯凯心里想，如果这帮人是特地批发了几辆自行车，说不定可以从自行车的销售商那里找到线索。虽然他们作案的时候都是蒙面的，但不至于买车的时候也是蒙面的吧？

可报案司机笃定地认为，他看到的自行车都是旧车，有的车撑都坏了，斜靠在路边的。

如果是他们骑了很久的自行车，那为什么这帮人之前作案的时候不骑车呢？

只有一种可能，这帮人以前是没有自行车的，在他们得知货车司机为了保护值钱的货物而选择绕远路后，他们就去偷了一些自行车用以跨区域作案。

那么，从被盗自行车的案件查起呢？

这也是行不通的。

冯凯知道，在这个年代，自行车是比较值钱的财产，而且每辆车子在外观上又没有特别的辨识度，所以经常会成为盗窃团伙的作案对象。陶亮上学那会儿，还经常听说盗窃自行车的案子。后来，随着群众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街上出现了共享单车，偷自行车的才少了，转而变成了偷电动车或者电动车电池的案件。这种日常通行常用的工具，不管在哪个年代都是有很大的需求量的。不用查就知道，这时候的自行车盗窃案，可以说是多如牛毛的。

所以，如果他们转去调查自行车被盗案，那么他们什么都还来得及查到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货车司机受害了。

难道这案子就要陷入僵局了吗？

哎呀，有监控的年代，多好啊！

在地下室里，冯凯不知道白天黑夜，只能根据门卫送饭的时间，来推测当前大致的时间。他在写字台上涂涂画画，想要找出破案的思路，一沓纸都给他画完了，似乎还是很难找到突破口。

有反侦查意识、聪明、时刻掌握外界信息，这些都是冯凯给这帮车匪路霸的“画像”。他在画像中感受到一种反常的气息。虽然这个年代，农民的文盲率已经大大降低了，但平均受教育程度依然不高。冯凯记得在陶亮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说过，九年义务教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全面推广开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民，大多只有小学文化。小学文化的农民，怎么会有这样的“画像”呢？冯凯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这个年代的农村，有自行车的人家并不多。可是，逐一搜查农户，也是不可行的办法，一是扰民，二是自行车实在太好藏匿了。但这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他们不太可能在农村偷盗自行车，而应该去自行车多如牛毛的城里，才更容易偷盗。

对，他们肯定是和城里有紧密联系的。否则在货车司机圈子里流传的绕路信息，他们肯定是不能掌握的。

他们主动去城里，仅仅是为了探查信息吗？

冯凯的思路被禁闭室铁门打开的声音打断了。

顾红星出现在了禁闭室的门口。

“怎么了？禁闭时间到了？”冯凯用调侃的语气说道。

“最近在搞什么盗窃案件专项治理，支队的人全部调去和治安部门一起搞盗窃案件了。”顾红星气喘吁吁地说，“可是，现在发生了一起案件。”

“什么案件啊？”冯凯说，“偷，还是抢？难不成是那帮车匪路霸又出现了？”

“不，是绑架。”顾红星说。

“绑架？”冯凯从桌子前面站了起来。

绑架案件在国内并不多见，就连陶亮这个当了十几年警察的“老人”，也从来没听说龙番市发生过绑架案。但在冯凯的这年代，还真的出现了。

“我，没办过绑架案。”冯凯有些心虚。

“我也没办过。”顾红星说，“所以现在，我，需要你。”

走出了禁闭室，外面阳光明媚，冯凯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说：“你说，这么好的天气，车匪路霸不会又出来作案吧？”

“不能排除。”顾红星说，“但是我们目前给各个运输公司都发布了预警，要求大家尽可能避免在清晨或者夜间行车。在我们获取新的线索之前，也只能从源头预防了。”

“这是个好办法，但不是长久之计。”冯凯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全部放在这一起绑架案件上。”顾红星说，“你把警服外套脱了，我们便衣过去。”

冯凯侧头看了看顾红星，他一脸担忧。自从来到这个1985年，顾红星给冯凯的印象就是成熟了很多。遇到案件，他更加镇定自若，人少事多，他运筹帷幄，在局长面前，也勇于担责。不得不说，眼前的这个顾红星，确实是一个好的公安机关领导。而现在的顾红星脸上的那种焦虑和担忧，是几年前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这一起案件，连现在的顾红星，都很没有把握。

冯凯一边坐上车，一边说：“虽然我也没有办过绑架案件，但好歹看过不少说绑架案件的小说和电视剧，作案的套路有限，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有小说和电视剧说这个？”

“啊，嗯，是有的。”冯凯连忙岔开了话题，“咱们公安局有电话的监听设备吗？先把受害者家的电话监控起来。现在没有定位设备，那是不是可以通过邮电局查清楚勒索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呢？然后从勒索电话具体地址的附近找？”

顾红星疑惑地看了一眼冯凯，打着了汽车的火，说：“和电话有什么关系，绑匪是写信来的。”

疑惑从顾红星的脸上转移到了冯凯的脸上。车内沉默下来，两人都在各自思考。冯凯说的什么监听、什么定位，顾红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不过，冯凯在遇到案子时突然胡言乱语或者编出一个新鲜的名词，顾红星都已经习惯了。细心的顾红星发现，冯凯每次编出来的名词，都非常贴切，而胡言乱语的内容，案子破了之后回想起来，也有那么一些道理。所以，顾红星正默默试图去理解冯凯这次爆出的新名词的含义。

而冯凯的沉默是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家庭能安装自己的家用电话，甚至也没有投币公用电话。大部分人打电话还都是“集体”式的，一个胡同可能就一部电话，一个居民区可能也就门口的小卖部里有。既然这样，电话勒索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受害者家里没电话，很难通过公用电话找到他，而绑匪如果打电话就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信息。

想着想着，顾红星已经驾车来到了距离公安局并不远的汉河路，这条路的两旁有一些居民区，都是汉河路以北一片工厂的宿舍区。车子在挂着“龙番市收音机厂宿舍区”招牌的一个门口附近减速了。这个有十几栋五层小楼的“小区”，周围有围墙，门口是一个大铁门，旁边有一个门卫室。顾红星没有试图把车开进小区，而是开到附近的一条路边停了下来。

“现在不能确定绑匪是否会在附近监视受害者的住处，如果知道他们报警了，孩子就危险了。”顾红星解释道。

冯凯点点头，和顾红星一起穿着便衣向小区大门走去。虽然没有办过绑架案件，但以顾红星谨慎的性格，他绝不能因为暴露而丢失掉一条年轻的生命。

冯凯走到一家小卖部，买了两瓶廉价的白酒，拎在手里，小声对顾红星说：“要做伪装，就一定要像，我们两个大男人一起往小区里走，很容易让绑匪产生怀疑。但是现在这样，就像是来约酒的了。”

顾红星点点头，悄悄地竖了竖大拇指。

两人并肩走进了大铁门，见门卫室里的老大爷正在打瞌睡，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走进来。

受害人的家，在收音机厂宿舍5栋101，顾红星和冯凯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门口堆着一些杂物，门的右侧墙壁上，挂着一个木制的信箱，每一家都有。在以写信作为主要通信方式的现在，信箱对每家人都很重要。无论是信件、报纸还是有些家庭订的牛奶，都会被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每天清晨或晚间按时送到每一家的信箱里。从信箱上的一尘不染，可以看出受害人这一家也是很频繁地使用信箱的。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人，是当地辖区派出所的副所长小郭。

“顾支队，你们来了。”郭所长小声地问候了一句，然后伸头向他们身后看去。

“没尾巴。”顾红星说完，转身进了屋子。

冯凯有点想笑，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拍摄一部谍战剧。

在这个年代，收音机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电器，几乎每家人都会拥有。因此收音机厂的效益很好，员工能分配到的房子也较大。这间屋子的整体布局和顾红星家有点像，但比他家多出了一个房间，是一个三室一厅的结构。

屋子里很整洁，可以看出主人是个很勤快的人。

受害的一对夫妇，此时正依偎在客厅的沙发上，女人低头啜泣，男人则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地安慰着。

“这位是杨谦宁，杨经理。”郭所长做了个手势，给顾红星他们介绍了沙发上的那个40岁出头的男人。

杨谦宁满脸的忧郁，此时出于礼貌，朝顾红星微微点头。

“杨经理以前在收音机厂做过技术，也做过销售，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吧。”郭所长说，“因为他的技术很好，所以改革开放后就辞职了，在前面那个长江百货公司里租了个门面，做收音机、收录机的生意。他有销售渠道，也懂技术，会修理。”

冯凯有些意外，他以为绑匪要是绑架，总得找一个大老板的孩子绑吧？绑这么一个小电器店的老板的孩子，真的能弄到钱？

顾红星倒是没想那么多，捧着笔记本，唰唰地记着笔记。

“这位是杨经理的爱人，高萍，以前也是在收音机厂工作，现在也辞职了，主要接送孩子、照顾家里，还帮杨经理打理他的收音机店。”郭所长接着介绍道。

居然还是个夫妻店，可以想见，店的规模并不会太大，他们也不可能是冯凯理解中的有钱人。

女人显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便是在极度悲伤和焦虑的情绪中，依旧抬起了埋在杨谦宁臂弯里的脸，和顾红星他们打了个招呼。高萍显然比杨谦宁要年轻不少，大约35岁，肤白貌美，在这个没有化妆的年代，绝对是个素颜美人。

“他们的儿子，叫杨巧剑，今年11岁，是龙番市第六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郭所长简要地说道，“杨巧剑是个很乖的孩子，平时绝对不会任性乱跑。但是，昨天上午杨巧剑去参加学校的一个活动，失踪了，晚上杨经理就收到了勒索信。他们想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就托邻居来我们派出所报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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