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34 由“劳务输出”引发...
中亚地区的风云激荡,要想对大汉帝国形成重大影响,还需持续性的发酵,毕竟距离太远。短时间内,从汉帝国势力范围来看,深受其影响的只有北、康二国以及高昌道,至多把河西道算上,其影响也很难再向更东边辐射。
空间上的距离导致,在辽阔的中、东亚大陆,足够容纳2个、3个甚至更多陆上强权国度,只不过,在汉帝国体系之下,对于中央朝廷来说,这样的现实,从心理上一时间很难接受罢了。
汉伊六次大战的结果,也在九月下旬,通过宗藩交流渠道,通过帝国绵延中西的驿传系统,上达天听。
对此,朝廷上下也是震动不已,为那异域爆发如此规模的战争,以及安西的强盛。从帝国文明的角度,对此该感到自豪,因为安西王朝是大汉帝国一把屎一把尿哺育出来的,但从中央朝廷的角度来考虑,却不能不考虑其对帝国西北部安全的影响或者说威胁......
可虑的是,安西与帝国可是同宗同源,倘有不测之变,占着这份名义,比起异族外寇,可更容易被帝国内部阶层接受。
不过,这一层顾虑,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只以朝廷遣使祝贺安西取得的大捷而告终。
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宗藩关系的惯性依旧,远没到决裂以及考虑决裂之后如何处置应对的时候;
二是强盛的中央帝国,有其难以避免的自信乃至傲慢,大如山岳的船舰,可不是安西在中亚异域掀起的区区风浪就能撼动的;
三则是,建隆六年下半年,帝国中枢在对封国关系的处置上,主要精力都放在东北的安东国身上,对安西即便有心,暂时也顾不上。
安东国出大事了!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安西、安东同时有事,朝廷必然首重安东,这是由历史以及地缘因素决定的。
安西所处,毕竟是遥远异域,又有大量异族势力、异教文明的钳制与阻遏,安东则不然,大不然!
东北虽然在诸多中州士人眼中,被视作偏僻苦寒的蛮夷之所,但不可否认,它是华夏传统势力范围,虽处边缘地带,也是华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重要补充。
千百年来,从那片苦寒的地域,不知崛起了多少对中原王朝有重大的影响的邦国及势力。
即便抛开历史,仅从帝国本身来说,经过几十年汉化、开拓大发展的安东,也不容帝国忽视,那是一股庞大的军政势力。
据不完全统计,到建隆五年前后,安东辖下人口已经突破220万人,黑水、鸭子河流域沿岸,一大批汉人城镇拔地而起,数以百计的蛮夷部族,从白山黑水、野地老林中走出,成为归化的安东治民。
这可是除开辽河平原与一半东北平原的东北,人口之盛,千年未有,而人口,就意味着文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
当然,安东人口之快速提升,除了自秦王刘煦时期起就坚持的人口招徕政策之外,也跟粮食生产的进步有关系,这才是人口增长之基。
一直以来,安东都在着力发展基础口粮的种植生产,但以安东那苦寒的地理气候条件,能够适应生长的粮食作物实在不多,想要大规模种植就更难,至于粮种技术的突破也不是容易的。
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安东都需要从帝国输入粮食,以满足基本需要,安东的粮食生意也红火了几十年。
情况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雍熙七年前后,一个名唤图吉的康居粟特族商人,带着自己的商队,因缘际会,不远万里来到安东国。
得知安东对耐寒粮食作物的渴求之后,主动到绥化官府进言,说他知道伽色尼国有一种耐寒耐寒符合要求的作物,表示愿意替安东国找来。
负责接待的安东官员,幸运地没有忽略这个西域商人提供的信息,将之上报,并且直通王廷。
安东王刘文渊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来了兴趣,最终召图鲁进宫,听其介绍。一番问对之后,刘文渊当场拍板,赠其百金作为经费,让其返回康居,为安东带来那名为“黑麦”的粮种。
真金白银的刺激作用是强烈的,给图鲁带来了足够动力,也将商人的“神通广大”逼了出来,两年之后,图鲁的商队再度横涉万里东来,其他商品交由随从处理,他自己则带着寄托了他财富大梦的黑麦种子找到绥化官府。
接待图鲁的,还是两年前那名农曹,而两年间,其他人都几乎忘记此事了,唯有此人心心念念着图鲁,无他,黑麦若真如图鲁所言,那么也关乎着他本人的前途。
因此,对于图鲁归来,农曹是大喜,在验看过麦种与成品之后,更是难掩激动,迅速将此事上报。而这一回,处置的效率就更高了,图鲁以更高的效率得到了刘文渊的接见。
最终,刘文渊在绥化城外划了一千亩王室土地,配上农夫,交给图鲁,让他试种黑麦,并且允诺,只要成功,不吝千金与爵禄之赐。
而图鲁此行,不只带来了大量黑麦种子,还有一批有种植经验的农夫,对安东王刘文渊的命令,欣然应诺,由此也掀开了黑麦在东松嫩平原上大规模种植的序幕。
二十年后,黑麦已然成为安东百姓的主要口粮,此物虽然口感粗糙、味道苦涩,但毕竟能够填饱肚子,而在气候特殊的东北地区能够找到一种可以长期种植、大量收获的粮食作物,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在多次白灾、冻害、水灾之中,难吃的黑麦,就是救命的口粮,将无数安东子民从饥寒生死线上拉回人间。再配上安东传统的畜牧、大豆、渔业,到建隆时代,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安东已经摆脱了对外部粮食的依赖。
当然,从安东内部来说,统治阶级对下层百姓的剥削与压榨也是日趋严重的,这种趋势,甚至比帝国内部还要明显。毕竟从安东王刘文渊开始,就在为国家的强大从各阶级抽血,而这份压力层层下沉,最终还是会落在普通百姓身上。
若不是黑麦的引进与成功铺开,以刘文渊军国化的统治,安东早就出问题了。但即便如此,安东内部的阶级矛盾,比之三十年前秦王刘煦统治时,也要尖锐得多,在内政治理、阴阳调和的能力上,刘文渊比其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但就是这样,安东国这两百多万人口,其凝聚力也不是安西能够比的。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因素,安东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汉族,其他蛮夷部族,也有长久的驯化,宗教信仰上也没有那种非我即敌的矛盾。
当然,在刘文渊时代,安东国对关内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着一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总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只不过大多需要践踏道德底线与法律准绳。而在南洋航线上不绝如缕的那桩黑色买卖,安东国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并且,由于距离较近,风险更低,很多从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终目的地就是安东国,而安东官府,在这方面也并不吝啬。此番,安东事发,也正因这项产业。
而通往安东的路线,也有许多,海运、河运、陆运,可谓渠道众多,条条直通。不过,曾会这个安东国的“扫把星”,从率宾府开始,就着力打击此事,等他掌握辽东道,对边境地带进行一系列严厉整顿与打击后,通往安东的黑色产业方才消沉下来。即便宗藩大会后,从朝廷上层放宽了移民限制,但辽东道这边,始终执行着曾会的高压政策。
这也导致安东国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长上,几乎陷入停滞,因此,过去的这些年,对曾会深恶痛绝的除了安东国那边之外,就是游弋在安东、辽东边界那些从事黑灰产业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对堂堂封疆的刺杀行动都搞过,但实在拿他没办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会以近古稀之高龄在辽东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对曾会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着他高升到京城去当宰相......
不过,安东“移民生意”事发,却不在辽东,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时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将事情捅了出来,直达天听。
首先,夏竦在津海关逮捕了十几名大大小从事“劳力输出”的商人,经过拷问,一条打着“移民”旗号,而实际进行人口买卖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面纱,将其黑恶的真相暴露出来。
夏竦除了将案件侦办经过,详详细细地禀报之外,还给皇帝刘文济上了一道情绪激切、措辞严厉的谏章,尽陈人口买卖于国于民之大弊,请求朝廷严加整饬,天地一片澄清,还黎民一个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钦若向皇帝推荐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几年湖北持续的水灾中,因赈救得力受到提拔,累进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个大事情。
关于“移民生意”的问题,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该严厉谴责与打压的。而哪怕从统治利益的角度来看,对朝廷中枢来说,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国人口的膨胀与爆发,的确在“活人”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以来,土地都是国人眼中最重要的财产财富,毕竟是指着活命的根本的东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劳力的经营与耕耘,方能产生财富。而这一切,最终还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壮年上。虽然帝国在税制的改革上,基本实现了以土地作为纳税依据,并且在三十多年后已经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税务的收取上,仍旧免不了“以人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发上。
而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视,朝廷需要的产出、税收与徭役,都需要黎民的双手来创造。
哪怕是那些权贵与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样是有觉悟的,民力即财力,哪怕为了他们拥有的千顷良田、万亩沃土,哪怕为了当人上人,为了足够的下民给他们剥削,都不可能对帝国人口的流失熟视无睹。严格地讲,这涉及到阶级利益,这也是帝国权贵、地主阶级与海外封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之一。
一直以来,帝国在人口输出上,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自是从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国策,别的不提,大汉帝室在这方面为海陆封国顶住了巨大压力,绝不亏欠他们;
二则是,在世祖的推动之下,有那么一批在帝国内部掌握巨大影响力的权贵一起“下海”了,他们在海内外都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他们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动与促进作用。
相比于这二者,围绕着人口生意而诞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们也很难通过从中获取的暴利来影响到帝国在相关政策上的决议,顶多将一些官僚拉下水,干一些权钱交易的事。
不过,日积月累下,人口流失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帝国之弊,尤其是从事“劳务输出”贸易的黑色产业,这已经成为寄生在帝国庞大躯体上的一颗毒瘤。
宗藩大会后这两三年间,有朝廷新约与国策作为指导,干这个行当的商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被拉拢腐蚀的权贵也更多了。朝中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一些地方官府,则已经行动起来,但没有强权推动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着。
而对于这些问题,自皇帝刘文济以下,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也未必没有察觉,未必没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着多重的顾虑。
夏竦做的,就是将此事彻底捅了出来,让其再无遮掩,让朝廷别无选择。当然,比起此事本身的恶劣性质与结果,夏竦还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摆到了朝廷的台面上。
根据那些商人的供述,他们是专跑安东路线的,同时,据他们所说,二十年间,从大汉各地往安东国输送的人口绝对不下二十万,他们在其中,只占部分。
同时,安东国那边的交易对象,也一一浮出水面,不乏安东高层的权贵家族。更令人惊骇的,是安东官府那边,“竟然”有官员专门负责此事,同样也拉出了一串的安东官僚,这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安东国啊,吃相太难看了!安东王啊的,也太不安分了......
而对于安东,朝廷高层有一大批人,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充满了忌惮与防备。这其中,除了基于帝国安全与稳定利益上的考量之外,也与延续了几十年的“嫡长之争”有关。
太宗刘旸与秦王刘煦这两脉之间,虽然从未爆发过正式的关于帝位的斗争,但在暗处,这种角力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事情。
到了刘文济、刘文渊他们这一代,显然也延续了下来,并且安东王刘文渊三十年来在这方面有很多动作都是不加掩饰的。
而朝廷对安东,又何尝没有防备与制约,从太宗时起,其余封国在帝国仍保留世祖封爵,唯独刘煦的秦王爵位已经旁落几十年了。
至于刘文济对曾会的大力提拔与任用,更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政治信号了,双方之间,是有根本性矛盾的,并且,随着安东国的羽翼丰满,而愈显尖锐。
当夏竦借“移民案”把安东国扯出来,树为靶子的时候,朝廷内部那些早就看安东不顺眼的“太宗派”忠臣孝子们,又怎能不瞄准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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