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39 寇准罢相
当安东王刘文渊薨逝的消息传抵洛阳之时,朝廷上下都下意识地松了口气,这老家伙总算死了,这件事,对朝廷那些敌视安东的权贵来说,实在是一件喜事。
过于久远的未来不提,也不说接下来几十年,至少在建隆皇帝当朝,安东不可能再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其余安东王室与安东国的结合,远不如刘文渊带来的威胁大。
因此,朝廷如常进行藩王薨逝的丧仪表示之外,对安东王爵的传承也没有任何阻碍,大开绿灯。对安东王室后裔的了解,这几年朝廷可是恶补了一番,比起如虎如狼的刘文渊,刘继覃就是只温顺的绵羊了,纵然其不安分,他的那些兄弟们也可以让朝廷做许多文章......
可以说,随着刘文渊的死,朝廷与安东宗藩之间,太宗与秦王嫡长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方才真正沉寂下来,暂时告一段落。
在刘文渊薨逝的同时,大汉帝国朝堂之上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一种全新格局。而对于帝国权力高层来说,任何变化,最终都落在人事的变化上。
显然,帝国中枢的人事格局又发生重大变化了,人基本还是那些人,但尚书令换人了,就是最大的变故。就在建隆八年上元节后不久,“罢相诏”颁布了,虽然很突然,过程却简单而顺利,担任整整七年帝国“首相”的寇准,以“足疾”卸任。
当然,皇帝刘文济给他找了个不错的养老之所,以其远赴东南,知湖州。在帝国对宰臣的任用中,虽不乏使职地方者,但从堂堂首相改任一小小知州,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此人遭遇了仕途上重大挫折,并且,余生就此沉沦,很难再有起复。
这样的际遇,对性情刚烈、志趣远大且权力欲望极强的寇准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寇准年方六十四,对一个首相来说,并不算老,而寇准一向精力充沛,勤于政务,他的目标可是成就开宝首相赵普那样的功业与名声......
然而,这一切随着罢免诏书的下达,都戛然而止,大汉帝国终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而在位的也不是一个平庸、懦弱之主,而是一个用了十一年将自己帝位打造得固若金汤、将自己权威散布全天下的腹黑皇帝。
刘文济固然不如世祖、太宗那般强势,带有绝对的主角光环,但就十年在位时间的表现来看,这绝不是一个像看起来那般好对付的皇帝。
当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后,那寇准的相位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以刘文济的手腕,有的是办法将他排挤出朝廷。谪迁湖州,没有一撸到底,抑或贬到个穷山僻壤,都算是一种挽其尊的宽容了。
提起寇准,你至少不能否认其见识与才干,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谋断能力。至少在尚书令的七年多时间里,对于大汉帝国的发展,还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寇准的贡献,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协助刘文济巩固皇权,将康宗时代笼罩在大汉皇帝身上的那么抹晦色去除,这是根本,如果在这件事上跟不上脚步,寇准也当不了这么多年尚书令;
二则是整顿吏治,反腐肃贪,重倡太宗遗风,狠狠地打击了自康宗朝以来复萌的舞弊、奢靡、贪墨之风,帝国法制的权威性再次得到恢复;
第三就是从未摆在台面上,但明里暗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帝国勋贵们的打压,不管是提拔培养庶族官僚、地主,还是削弱勋贵集团在朝廷权力中枢的存在感与影响力,这些都是在建隆时代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征,当然由此积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样冲突。
因此,在尚书令的位置上,寇准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相反,他是个有为之臣。但是,有为之余,也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非议,不得不说,在“建隆改革”中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与敌视,寇准也帮刘文济分担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并且,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失的勋贵,还包括很多本属同阶层的庶族官僚。比如寇准一直鄙视的南方官僚,以及诸多受不了寇准强势甚至强硬到蛮不讲理程度的治政作风。
鉴于此,虽以赵普为目标,但寇准永远达不到赵普的高度。首先没有一个世祖皇帝那样的最高领导,就是先天劣势,另一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寇准比之赵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这是个聪明人,但聪明的地方,并不完全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还是刘文济,都是类似的观感。要知道,当年向德明之后,择尚书令时,对寇准刘文济都是有所疑虑的。
但最终选择寇准,也是政治的选择,至少,这个人能办事、敢办事,并且办成事的能力很强。在刘文济走向皇权巅峰的旅途中,寇准就是一个急先锋的存在,用起来也很趁手,有这么个精力充沛、作风果敢的大将,刘文济在治国过程中省却了很多精力,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也有更大的余地。
因此,就是刘文济也从不否认寇准的能力,只是,时间在流逝,朝局在变动,人心也在变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骜不驯的安东王刘文渊压制之后,刘文济的地位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再无人能挑战。
在基本不用担心帝位稳固的同时,帝国的朝局政风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安政治民,寇准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准引发的不良反应却在不断发酵。
官僚、勋贵,那些在整顿改革中被触犯利益的旧势力,那些在方方面面依旧掌握极大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群体,他们的不满也逐步累积到一个很深的程度,让皇帝刘文济都不免惮虑。
当然,如果仅是如此,也还不至于动摇寇准的地位,刘文济的心志坚定,也不会因为勋贵及官僚们的反对就轻易罢相,问题还是出在寇准自己身上。
首先是与皇帝政见上的异见,是越来越大,尤其在用人选材上,皇帝对南方士林的倚重几乎让寇准深恶痛绝,屡次阻止刘文济对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对政法大学堂也是颇多指责。
至于军事上、财税上、法律上,寇准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与理念,并一点一点地拿出来,如果仅是如此就罢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皇帝的意志来推动执行,那问题可就大了......
当然了,寇准倒还不至于干出什么明显僭越逾制的事情来,但当他的种种言行作为带给皇帝这样的印象时,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长久了。
真正让刘文济下定决定罢相,还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间,刘文济在幽州筹谋着安东之事,并且做着军事准备的同时,寇准却在洛阳扯后腿,他认为不可轻动刀兵,觉得与安东那边没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书令的权威,从洛阳方面阻止着刘文济的军事准备;
同时,当“六次汉伊大战”捷报传至洛阳后,在没有取得刘文济同意的情况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义做出回应,遣使道贺。他还是有理由,当时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东内乱,顾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时,刘文济又收到了来自洛阳的一则“趣事”,说是寇准去工部视察,以司务察问一名员外郎,那名员外郎是跪着对话,并且在寇相八面威风下,吓得尿了裤子......
总之,关于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横亘在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深重,寇准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风也很难轻易改变。
当负面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风,当皇帝的信任度与好感度持续下降时,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刘文济之宽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触久了才发现,刘文济的宽厚是没办法,因为他“得位不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的态度与举措。
同时,刘文济的宽厚,也更多地针对那些对他有用的人,一旦画上“无用”的标签,那么再深的宽容都会褪色。就如寇准,没给他炮制点罪状,也是政治需要,毕竟刘文济不能自己打脸。
与当年向德明罢相时,还需观察等待、审慎决定,甚至要向德明自己请退,对寇准,可就显得干脆利落了,真就是一道诏书的事情。
事实也证明,甭管寇相公过去在中枢是何等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在皇帝的权威面前,也是不可一世,最终只能凄凄惶惶地远走东南。
甚至于,连老家都不让回,因为皇帝想让寇准去东南,看看那里的山河湖泊,看看他一向瞧不上的人文荟萃......
同时,寇准大概也是第一个,罢相之后让满朝文武弹冠相庆的首相了,除了亲信死党,几乎没有表示惋惜遗憾的人。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就寇准了。
但不管如何,帝国政事堂,属于寇准的时代从建隆八年春开始,彻彻底底地过去了,而接替他的,乃是吏部尚书韩承均。
这又是一个带有妥协性与安抚意味的选择,针对勋贵集团,刘文济也同样不敢一味的打压,同时,朝廷中枢也不能完全由那些庶族官僚当权决策。
至于韩承均,他的能力当然无法与其父韩徽相比,但基础素质、履历足够,再加上身份与时势,他就能做大汉首相。这个位置,可是“橐相”都没能坐上的......
PS:建隆八年政事堂诸相:尚书令韩承均、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仆射张知白、吏部尚书陈尧佐、枢密使杨延朗、财政使王钦若、都察使丁谓、兵部尚书张俭、礼部尚书柴熙让(柴宗训与高德公主刘蒹所生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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