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0章 “新对策”
自古以来,天灾都往往伴随着人祸,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硬道理,在大汉更称得上是一种常态。在多灾多难的大汉,几乎每出现一次灾害,受灾地的官场都面临着一场剧变。
灾前、灾中、灾后,都有大量的官僚职吏,因为层出不穷的原因,被夺职免官,乃至杀头流放。而其中单纯因为防灾、救灾不力而被朝廷检查处罚的,是极少数,更多出现的,还是借着灾难中饱私囊、草菅人命的情况。
这其中固然也有积极的一方面,比如一些忧国忧民、勤恳尽力的官员,会得到褒奖与升迁,但与整体样本相比,更属少数了。
虽然大汉的吏治教育中,一直要求官僚忠君爱国、育民如子,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但在具体的任职实践中,能够做到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就这,还是在大汉监察权力强势的环境中。就同历往每一次灾害中的情况一样,去年的中原雨水灾害,同样也伴随着对一批官员的处理,其中就以贪官污吏居多。
胆子大的,甚至连水部与道司拨下的护河、护堤、植林款项也敢贪墨。作为大汉的核心统治区域,对其维护,在老皇帝的领导下,朝廷是向来舍得投钱。
就比如沿黄、汴、淮水沿岸的植树固土保堤政策,已经施行三十多年了,并且每年都有钱粮下拨,专款专用。同时,涉及到一些州县无法承受的水利、桥堤工程,只要向上请援,不管需要排多久队,经过审批后,多少都能够抠出些钱粮来。
甚至于,还有利用关系,专门通过水利工程请款,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亏空。水利工程,目的在于防害取利,取利多少如何往往无法具体评估,但在防害上,一旦洪水之至,那谁实谁虚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此甄别谁忠谁奸、谁贤谁庸也更具说服力。
每次听到下面的情况,看到地方上出现的那些烂事,刘旸都不禁生出愤怒的情绪,既怒其贪恶,也头疼这些人的胆大妄为、不长记性。
到如今,经过千锤百炼的太子,再审阅地方呈上的奏章时,也已抱着听十分、信五分的态度,甚至更低,就同老皇帝一般,太子对大汉的官僚们也没有更多信心可言
因此,从上阳宫拿到的那些关于黄淮道州灾后重建过程中发生的烂事,刘旸虽然心生愠怒,但还真就没多少惊讶。
明面上的丑陋与罪恶,不过遣派监察钦差,巡视查办,基本就能解决,难的是,那些隐藏在表面下,不曾体现在奏章的东西。
而皇城、武德二司奏章中所提到的,土地兼并问题。毫无疑问,一场祸连州县的雨灾洪涝,不只使受灾官民损失惨重,也严重阻滞了大汉的税制改革。
在淮南、淮北地区,甚至出现了普遍性的反复、倒退。淮河流域的土地,淹没的土地达有百万亩,毁坏的不只是土地上生长的庄稼,还有灾前的土地秩序。
开宝二十八年时,两淮的税制改革才刚开始不久,土地清丈的进展也很缓慢,但是,一场大水过后,微薄的改革成果也跟着泡汤了,几乎伴随着那些被破坏的土地标识与界线,以及那些遗失的数据、资料与凭证。
道司提交的灾后重建,在刘旸看来,更像是一场秃鹫的饱食盛宴,以及保守派的狂欢。上百万的灾民,地方官府根本不可能救助得了所有人,有限的资源,也只能用在其中一部分的幸运儿身上。
而剩下的灾民,更需要自助自救,单纯地依靠官府救灾,人早就饿死了。能忠实地按照朝廷的要求做到全方位救助灾民的地方官府,几乎没有,出现在大汉这样的封建王朝本身就不那么合理。
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之谈,能够尽量保证救济粮供应,减少饥荒致死就已经算用心了。这一次水害中,两淮的官府做得也的确是差劲。
流民回到家乡,面对的是满目疮痍,基本一穷二白,想要生存下去,官府靠不住的情况下,就只能仰求那些乡贤郡望的帮助了。
这份帮助当然不是无偿的,代价是中国过去大部分历史长河中循环往复发生着的事情,变卖土产,沦为佃民,人身依附。
诚然,当前的大汉体制下,那种无节制、无底线的兼并行为是得到极大限制的,但是,再严密监管,也有空子钻,世上有太多事不是一些法条就能约束得了的。
在经过三年税改轰轰烈烈的洗礼后,大汉的地主阶级们也从初期的打击中醒过神来,适应之后,下面的对策也就多了。
像当初那种把土地在族内化整为零,分担地税的办法,到如今,也已显得落伍了。就像正在两淮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灾民返乡后,土地依旧给你种,田册上登记的所有权还是你,还提供农具、种子、耕牛租赁服务,只不过,每季地里产出,刨除上缴给朝廷的正税之外,还需缴纳一部分给“债主”。
也不怕上面来查,毕竟,这一切都是按照税改规定来的。这可不是兼并,只是还债,朝廷要打压“主佃”关系,这“干干净净”的债务关系总不能禁止吧。
唯一的问题,或许只是利率要高一些,还能随时调整,到那种一辈子都还不清的程度.这是剥削?是压榨?若不是贤达、族老们施善心,人都要饿死了,即便剥削,你首先得有被剥削的价值。
如果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嗯,正常情况下,官府是不会来找麻烦的,只需要把税收缴足,喂饱了官僚,他们又怎会关心屁民的困苦。
何况,值这等大灾时节,他们的做法,可是救苦救难,功德无量,给朝廷省了多少事,又减少了多少是非动乱,对治安秩序的恢复又有何等改善作用,该是官府予以嘉奖表扬才是。
而乡贤郡望,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地盘上的泥腿子们管好,老老实实种地产出,规规矩矩缴税纳粮,别搞出什么大乱子,给官老爷们惹麻烦,给朝廷添堵。
大家伙儿,一起维持“开宝盛世”,携手营造一个河清海晏、繁荣昌盛的气象,那就是天下大同了.
似乎淮南地主们的搞法,并非特例,这就像是封建地主的本能,触类旁通,这也不是唯一应对朝廷税改的策略。
即便并不是税改的主要执行人,对于两淮出现的种种现象,刘旸依旧感到愤慨。作为太子,他必须地站在朝廷与皇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抛开其他种种不提,就这种想尽办法找漏洞、挖空心钻空子的行为,便是对朝廷权威的亵渎。
能够在朝廷大政上动心思,自然也能在其他任何事件、任何领域与朝廷对抗。阳奉阴违,对任何一个上位者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
愤慨之余,刘旸又大感头疼,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倘若地方上那些宗族土豪都这么搞,朝廷想要整治,实则也拿不出太多的办法。
武德司的调查,也仅仅是浮于表面的,知道有这种行为,但要具体到个人,需要投入成倍的精力,要具体到更多案例,付出的代价将更加高昂。
归根结底,朝廷的监管力量是有限,辐射范围也是有边际的。皇权下乡,何其难矣。一旦让乡下那些土豪们掌握了应付朝廷的办法,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
刘旸几乎已经预见到,两淮地区的税改,遭此挫折,如不设法遏制,加强监管,恐怕前途堪忧。甚至于,对老皇帝在这晚年强行推动的税改,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刘旸都有所怀疑了。
大汉有数十道,上千县,每年发生的各类大小灾害难计其数,而每一次灾害,都是对旧有田土秩序破坏,都能轻易造成自耕农的破产,给地主阶级带去兼并扩张的机遇与便利。
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爆发出的对政权的破坏力,是难以想象,也难以杜绝的。
有那么刹那,刘旸几乎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统治的本质,不管皇帝怎样忧国忧民,朝廷施行何等善政解民之困,民,永远是困苦的。
皇帝不可能越过贵族、官僚、地主、宗族去直接统治小民,只要中间隔着这些食利阶层,那民永远不得自由,温饱都不容易,遑论其他。
倘若要推翻中间的利益阶层,那又无异于自掘坟墓,皇帝制度终究不是靠那亿万黔首屁民来维护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话固然不假,能够意识到这点的皇帝,更能称之为明君。但是,天下黔首,绝大多数时期,都不具备“覆舟”的能力。
皇帝能够秉持着这样“爱民”的理念去治国,但需要搞清楚,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统治,而不是去与黔首共情。
黎民百姓能做的,只是苦苦挣扎,所谓盛世,也只是受剥削的程度相对轻浅一些,即便享受不到自己流血流汗创造的成果,但还有在底层稍稍向上观望的机会
刘旸不似老皇帝,内心之中,依旧还存有理想,有天下太平、万民安康的美好冀望。因而,虽则因一些现实问题感到伤神,但心态调整得很快。
即便很多问题根深蒂固,难以根除,但是该作为时必作为,建立的规矩必须维护,哪怕仅仅保证朝廷在某一局限的领域重拳出击之时有法可依、有理可循,那就是积极意义所在。
接下来,在税制改革的推进与维护上,要多加注意了,刘旸心中暗暗道。税改进展到第四年,朝廷这边已经没有太大争议了,这是共识,不管新旧税制的利弊如何,大汉的税制必须统一,这毕竟是严重关乎统治秩序的问题,容不得反复拉扯、过分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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