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5 彻底固化的统治阶级
正统十一年(1052年)春二月,西京,三年一度的科举大试,刚刚落下帷幕,趁着四海俊才、天下群英齐聚京师的机会,一年一度的牡丹诗会,也即将开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列祖列宗在当世人们的印象中已逐渐模糊,曾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也仅仅停留在史官学者笔下与文人词臣的诗文中。
绝大部分人们,更习惯于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尤其是对居天下之中的京畿士民来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璀璨的正统时代,堪称一个全民享乐时代,只不过,这盛世康乐,针对的人群不可避免越来越窄……
自世宗以来,近四十年间,大汉帝国科举,愈加呈现“政法化”、“学院化”,这既是朝廷选材越发注重法理,也因为大量政法大学堂以及其他地方学政学堂出身的学生士子,大量出现在“科举”这条帝国最正统、最高等、竞争也最激烈的入仕“赛道”上。
到正统时代,大汉帝国的入仕途径,已经更为清晰地分为三条,一考举,二恩荫,三则是“以吏能入仕。这三条中,不论考举一事,如何受权贵、学阀等统治阶级的影响,它都是帝国最为公平的一项选材办法,至少还能让人看得到点希望,每一届都还能看到些“寒门”出身的才士冒头。
第二条,不必赘言,这权贵们的福利,也是统治阶级们维护帝国统治的根本原因之一刘,虽然从来为清流贤才所攻讦,但它始终存在。
并且于“低调”之中,从容传承,牢牢地掌握着帝国莫大一份话语权,而在帝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变迁下来,新老权贵固然在不断更迭替代,但这个阶层却在不断壮大,既是帝国的强大脊梁,也是帝国庞大身躯上的寄生者.
至于第三条,则是最为艰难的一条路了,情况也最为复杂,并且呈现越来越艰难、复杂的趋势。归根结底,帝国上下,各级墨吏以百万计,而朝廷命官却是有定数的,而官与吏之间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有如鸿沟一般深峻,以致底层官场有“一入吏场身难翻”的说法。
回头来看,反而是在世祖皇帝时期,才是真正将“不拘一格降人才”理念贯彻的,到太宗、世宗时期,法治在不断加强,等级规矩日益森严,对广大吏员们也越来越不友好。
世宗通过兴办吏政学校的办法,的确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吏才,但很多学生,其第一选择,依旧是进京参考,万不得已,才愿意接受“吏”这样的道路。
不过,吏职转命官,固然艰难,上限也很低,但容易出人才,尤其是实干之才,那毕竟是从百万吏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不管是能力、经验还是运气,都缺一不可。
在尚书令范仲淹秉政的六年之中,对帝国吏政有着众多的整顿与改革,其中在选拔良才干员上,就大力地提拔了一批吏员,授以命官,这批人大多具备实干之才,但被攻讦为“范党”,以及范仲淹“弊政”之一,究其原因,动了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
这三条入仕途径,在其日益清晰的同时,也意味着帝国阶级的彻底固化,这一点在帝国上层统治建筑中,尤其显著。
开宝时期,在以乾祐一代开国元勋的基础上,还能崛起赵普、卢多逊、张雍、李昉、吕端、王祐、王禹偁等一干庶族领袖;
太宗时期,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徐士廉、寇准等臣也扛起庶族官僚的旗帜;
哪怕到了世宗时期,仍有张俭、杜衍、曾会、王钦若、丁谓、夏竦、包拯等一干崛起于平庶的名臣、干臣。
但进入正统时代,准确地讲从建隆中后期开始,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凭借一己之力,以惊艳才情,位居高位的了。不是没有,只是很少,并且上限肉眼可见。
处在帝国庙堂高位的,已基本为权贵集团所占据,越往上,越是如此,不管是中枢部司宰臣,还是地方封疆大吏,你想要找一个出身平平者,反而很困难。
倒不是没有寒门崛起,但是,若不通过依附权贵,仅靠个人才干与努力,想爬至高位,简直是痴心妄想。大汉帝国不是没有这样的骨节之士,但绝大部分人,穷极一生,能否做到州府之任,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包青天声名在外,不附权贵,甚至专门与权贵“作对”,但是,这样的人,数遍天下,又能有几人?而况,如非政法大学堂出身、世宗近臣、皇帝侍讲等一系列buff加持,即便包拯名望隆重,又能在帝国高层待多久呢?
便是如此,也屡屡受到攻讦,处境堪忧,个人仕途上,也难有寸进,内阁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等虚衔随便加,但范仲淹曾两度推动包拯进入政事堂拜相,都被群起反对,尤其在都察使的提议上。
看看世宗中后期在帝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一些臣僚吧。欧阳修,这个到正统时代已是一代大文豪,与苏舜钦等人,重修《唐书》、《三代史》,堪为新一代清流领袖。
但欧阳修的冒头,除了本身那惊艳的才情之外,政法大学堂出身,状元及第,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要溯源的话,他还是靠几个岳父的扶持,早有胥偃,后有杨侃、薛奎.
便是如此,欧阳修终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处在庙堂高位,掌握朝廷实权、重权,他只是名气很大,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高。
但在大汉帝国真正的掌权者眼中,根本排不上号,更像是当家人们摆在殿阁间的一尊佛像罢了,而一旦言行出格,贬谪也就来了。
蔡襄,也是一代大家,清流领袖,他是出身闽学,如今更是莆田学派的当家人物;富弼、韩琦者,多年政事历练,早已是帝国政坛的后起之秀,闻名朝野,但一路都少不了张俭、杜衍这等首相之才的提拔、扶持。
而今科的进士状元曾巩,他则是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欧阳修在房州时收的弟子,是其在“古文”上的传闻,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便是范仲淹,若非其父打下的直通太宗的名声,若非集娄江、睢阳这两大对帝国政坛具备重要影响力学院的光环于一身,他岂有位列宰堂的一日。
当然,范公最终能够入殿登堂,官拜尚书令,得“聚天下之望”,最为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世宗皇帝的培养提拔,还得有个好运道,正统皇帝“听话”.
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官吏成长环境中,范仲淹秉政的几年,也被后世之人,评价为“大汉帝国最后的公平时代”。
而即便一心为公的范公,其所维持的这份公平,也得打个双引号,因为他维护的朝廷体制,从根本上,是对帝国权贵们的维护。
一方面坚决维护帝国统治与律制,一方面又要打压限制作为统治基石的权贵官僚,范仲淹的执政,可想而知是在怎样一种矛盾、纠结与艰难之中度过的,说其苦苦支撑,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也正因为范仲淹之后,那种日益让人窒息、束缚的政治环境与升迁制度,才显得范仲淹在时,帝国那苦苦维持的清明,是何其难得。
然而,即便再固化,天下士林、寒门才士,终究还是有上升的可能,那条登龙之阶,也被庶族官僚死死维护巩固,被勋贵集团作为装点的门面。
上升的途径,即便狭窄,毕竟存在
与之相对的,真正让人窒息的,还是军队。一百多年了,军功贵族们对帝国军队的掌控力,虽呈下滑趋势的,但其依旧拥有强大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军队官僚主义大肆抬头的同时,一些独属于军令、军政系统的规则,也更加固化了,最显著的一点,同样是提拔机制与上升途径。
到正统时代,帝国官兵的升迁,看靠山,认出身,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了,甚至早已深入人心,为人所接受,就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规则一般。
对于一个普通入伍的士兵来说,若无靠山,仅靠正常的军事训练、卫戍、戡乱等职业活动,一辈子能够做到一个“百夫长”,就极其难得了。
更多的人,在超龄之后,就被发还家乡务农了,若是有立功表现,抑或是挣得个军职,或许还有机会被安排进地方差役系统,抑或乡兵系统,从地方官府讨份差事,就是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十中取一。
正统时代的大汉军队,对普通官兵来说,已然逐渐丧失曾经拥有的荣耀与待遇,东京的昭烈庙,年年都有大祭,但那些曾经动人心弦、直击灵魂的精神与意志,却渐渐染上尘埃.
帝国军官的来源,更多的,来自勋贵将门之荫赐,出于帝国几大军事学校。至于武举,则已经彻底被玩坏了,到如今,只是作为一些即将受到提拔的军官履历之一。
至于军事人才的选拔,军队自有其规矩!
而军队的这种固化,又以海军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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