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48 雍熙九年
雍熙九年(1001年)秋,距离刘旸登基已然快十个年头了,新皇帝变成了老皇帝,大汉帝国也以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治世面貌呈现于当下这个世界。
过去的两三年间,在刘旸的鞭策下,朝廷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加大对违法乱纪、窃国虐民者的打击。每年秋决,仅各级官吏,便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押到洛阳南市,被当众处刑杀头。
还是得说,论杀官效率,怎么也比不上世祖皇帝,因为他往往是一杀一大片,成群结队地杀,成百上千地杀。但在杀官频率上,刘旸却要超过他爹,他是追求法治,以法论处,判死即杀,理性杀人。
有的皇帝杀人,会导致人心离散,朝政混乱,国家衰弱;有的皇帝杀人,却让人心更齐,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刘旸显然是后者,因为他不乱杀人。
同时,即便在比世祖还要严苛的吏治环境下,大汉的权贵官僚们对刘旸这个皇帝,依旧是“任你虐我千百遍,我待陛下如初恋”的逢迎态度,实在是如今的大汉官场竞争太激烈了,职位早已饱和,人才也已溢出。
尤其在雍熙八年秋,刘旸开始关注体制内部冗员问题,并籍多方调查、了解、听取所得实况,对中枢部司以下道府州县乃至乡镇村里各级官吏,进行人数上的详定,这毫无疑问,在大汉官场又是一场巨大的波澜。
帝国的朝官、命官体制,已经十分完善,包括文武散官、勋阶官,都有成制,变动不大。相反,对于栖生于官制之下的“吏员”,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与管理条制。
一切,实则是由各地方官自行料理,他们在“吏员”的设立任用上,具备极大的自决权,甚至可以说,这是各地官僚尤其是主官最重要的一项权力之一,很多地方官的权威也来源于此。
毕竟,数倍乃至十倍于官的吏员们,才是直接负责办事、管理百姓的人,他们也是大汉帝国统治体制延伸到地方、到百姓的触角。而地方的命官们,也往往是通过控制僚吏的前途与权途,来影响治下的局势,决定属民的命运.
实事求是地讲,皇帝要对付官,很容易,一纸诏书即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法统来自于皇命,治政的权力由朝廷赋予。
但是,要对付吏,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不只是那庞大的规模,更因为那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这个群体在大汉帝国这套社会管理模式中起到的关键纽带作用。国家要安定,百姓要管理,恰恰最离不开的就是这群吏。
因此,刘旸对“汉吏”的整顿,人数上的精简,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还是在旧制杂条的基础,拿出了一套更为细致、标准的管理办法,简单地讲就是将庞大的汉吏群体规范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朝廷将天下吏员分为二十级吏,基本对应着从宗亲勋贵、中枢部司僚吏一直到普通村里职吏的级别,并且按级别发放年俸。
这又是雍熙朝的一项大工程,做起来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且不说在朝廷整顿下面临“失业”的广大汉吏们,就是各地主官也很抵触,因为朝廷手伸得太长,伸到他们的“碗里”,捅到他们“腚上”。
因此,这项工作的进展格外缓慢,堪比税改,乱子也不少,但是,“吏制新规”仍在磕磕碰碰、纷纷扰扰之中树立起来了。就和税改最终走向妥协,吏改也是如此,角力到一定程度,稳定与平衡依旧压倒一切,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全国各地依旧裁剪了上万冗员
树立一个新吏制,顺便缓解一下冗吏问题,最终达成共识,这也未必就不是皇帝刘旸想要达成的效果。
而随着大量职吏被清退,大汉的“人才过剩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被清退的职吏们,很少有找不到出路或者活计的,能够为吏的,都是有本事的,至少也能积攒下一份家当以及相应的人脉资源。
只不过,让这些曾经在体制内部抑或边缘打拼的“干吏”们,去操持其他事业,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思维很难扭转。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一波“人才外流”爆发了,大汉东南西北的封国争相发力,从国内招揽人才,给出各种诱惑条件。
对于广大吏员来说,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去打拼,显然是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难关的,有人不愿去闯,但也有人想要博一把。尤其是,在国内或许只是一个微末小吏,到了封国却能直接做官,这种反差比较,对于长期为吏的汉吏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于是,在过去的两年中,诸封国从大汉延揽了一大批的人才,且不提能力高低,但都是经过大汉体制考验的吏干之才,拿出去就能“打”。
而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正是安西三国。就在雍熙七年,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安西三国便合力攻破蒲花罗城,将称霸河中地区上百年的萨曼王朝给灭亡了。
三国在瓜分了萨曼王朝遗产之后,紧跟着便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属于汉人的统治。而这个过程,显然比打仗要更为困难。
即便营所制的侵略性与同化性够强,但想要将“汉化”推行开来,仍需大量的人才,这恰恰是三国短缺的,尤其是获得了萨曼王朝大片土地的安西、康居二国。
人才不够哪里找?大汉母国,应有尽有.而比起仍没有彻底摆脱“蛮荒夷野”印象的南边,还是诞生过璀璨文明、有过辉煌历史并与中国密切交通的中亚地区,对大汉官吏的吸引力更足些,尤其是中西部的人。
发生在雍熙7—9年的人才外流现象,与过往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便是,这一次自发选择的占比很高。
过去,有皇帝引导,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实则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内心未必都是乐意的。
而这一次,情况变化了,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变化在这份变化中,大汉上层权贵的观念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一种在历代帝国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变化。
别的且不提,至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各封国的“妙用”,挡住外敌,拱卫中央帝国,只是最粗浅,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一个强大的天朝,是不惧任何外来挑战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泄洪理论”,到雍熙王朝的当下,却是越发凸显出来了。
叛乱的百姓,杀了有伤天和,留着仇恨深重,对外转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对外流放;天灾之下出现的流离百姓,同样也可以向外迁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产生的多余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输出.
似乎,帝国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决了“人”,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以各封国的承受能力,或许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们对汉民、对各类人才的饥渴,也是肉眼可见。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进入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具备一种历代帝国王朝都不具备的特性,而这份发源于世祖皇帝的特性,也很可能对大汉帝国的未来,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带去一种不确定性。未来的世界,至少在一个“汉统”笼罩下的亚洲世界,历史的发展将更为精彩。
在雍熙九年,大汉帝国还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完成。朝廷下诏,要求诸道府州县查察治下人口,朝廷要对大汉人口数量做一个了解。
自从税改完成之后,各地官府实则对人口数量如何,并不是那么地在意,至少不那么在意其数字了,毕竟收税不再以人口作为依据。
因此,曾经即便不那么准确,但始终有个谱的人口统计,也逐渐怠慢了。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大汉又爆发了一波婴儿潮,就更给人口数量笼上了一层迷雾。
这甚至对大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破坏,而户籍制度对帝国的统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块阵地。尤其在刘旸西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户籍制度已形同虚设,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乡里之间的土豪乡绅,对本地的人口状况,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谱,村有村单。
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乡绅土豪们为何比官府还要积极,不言而喻。不会真以为,当官府克制了,底层的黔首贱民,就能卸下负担,专心生产,幸福快乐地过日子?
有鉴于此,早在雍熙八年,关于全国人口统计制诏就正式发出,诏书中对人口统计的各项要求,清晰明确地标注其上。
这当然也是件繁琐不易的事,但朝廷却有不得不推行的理由,虽然大汉几乎人人都把土地看得很重,但在统治者眼里,人口,尤其是甘于奴役的人口,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统计人口,也是清点帝国“财富”的一个过程,至少人口清楚了,在兵役、徭役的征调上,就能更有数了。另一方面,就像当年世祖私访罗山县时,刘文涣与那愚民辩论的那般,上籍,也是对百姓权益的一种保护,尤其在不以人头纳税的当下。
虽然对普通百姓而言,遇不到清官,告状一般很难告赢,但若籍上无名,那就铁定告不赢
到雍熙九年秋,户部已然就各地上报的数据,汇总得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全国主客户加起来,突破1亿人,已然成为事实。
单从开宝年算起,也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整体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突飞猛进的粮食产量,三代人的成长,共同催发了大汉帝国的这一场人口爆发。
而这个结果,让刘旸吃惊之余,还有深深的忧虑,这么多人要养活,何其不易啊!
所幸,还有各大封国,也是从雍熙九年开始,大汉对外移民经商再不设任何阻碍,甚至采取鼓励的态度与政策。
只不过,还是老问题,没有多少百姓愿意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谁愿意到外边漂泊。但是,雍熙盛世,又怎么能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但不管怎样,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已经逐渐攀上千年以来封建帝国的巅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到雍熙九年,大汉帝国上层权力格局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这个巨大体现在尚书令的更替。
吕端,这个从开宝年起为相三十多年的老臣去世了,死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尚书令不过半月。
对于吕端这样的老臣,后事自然操办得风光,身后名也极尽推崇。而比起作古的老宰相,在世之人更加关心吕端留下的权力空白。
比当初在枢密使人选上的处置还要果决,刘旸直接任命了新尚书令:张齐贤。
至此,张齐贤这个当年于洛阳拦驾“画地献策”的寒门士子,得以将所有功臣勋贵挤在身后,登上人臣的巅峰位置,也成全了与刘旸之间的一段“君臣佳话”。
当然,这份成就来之不易,仅从时间上,就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同时,也有他前三十年兢兢业业、吃苦受罪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最近十年的“突飞猛进”。
从榆林到京畿道,再到尚书右丞、财政使,最后登顶尚书令,这三级大跳,就是在十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这等际遇,实在难以复制。
旁人不提,就说吕端吧,他可是在中枢当了二十多年宰相,方才在新朝成为首相。宰臣与首相之间,往往是同殿议政,甚至名分、待遇上也没有过于的悬殊,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时候真就是一道天堑。
张齐贤任相,也必然牵扯到朝廷一系列的人事变化,尤其是财政使这个实权重职,毫无疑问乃是帝党,刘旸选择了李沆,以其抚治西南之功。
接替李沆的,则是一个几乎被大汉上层遗忘的人,吕蒙正。当年“倒王风波”对他仕途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过,作为皇帝的刘旸没有忘记他,因此,他就还能在接近花甲的年龄,成为一道封疆,还是剑南道。
至此,曾经风华正茂的“三杰”,都成为了皓首苍髯的老臣,也成为大汉政坛上真正耀眼的明星。
在朝局不断变化的同时,河内公韩通、平原公孙立、真定侯曹彬、阳邑侯张永德、马邑侯党进、洪江侯秦再雄、高阳伯刘廷翰、东阳伯李重进等一系列世祖时代的功勋老臣、风云人物,陆续辞世。
伴随着这一干功臣老贵的故去,属于世祖皇帝的痕迹进一步淡化,曾经那个时代,也彻底远去,仅仅停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留存于史官文人的笔锋之下。
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最近这些年,很少有人再以世祖旧臣自居了,即便是杨业,平日里也只是在家中,自个儿默默追怀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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