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30 快速翻篇的历史
建隆五年初夏,继王旦、马怀遇、郭仪一干老臣、柱石之后,大汉帝国再失一柱国功勋,开国元勋、五朝元老杨业于公府中溘然长逝,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二。
杨业之死,显然是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不只是因为他本人崇高的威望,也因为杨氏家族在帝国军政间强大的影响力。而随着杨业去世,也意味着世祖皇帝残留于世间的最后一点温热的印迹消散了,杨业就是大汉最后一个与世祖同辈的功臣元老。
于皇帝刘文济而言,杨业之逝自让他倍感惋惜,这毕竟是当年助他登基的擎天保驾之臣,他的离去多少让刘文济的帝位正统失去了一抹光彩。
平心而论,当年一锤定音,扶刘文济继位的二老之中,杨业才是让他全无保留的感激与信任,相比之下,对赵王刘昉,刘文济心中难免存有一丝忌惮。
多少次午夜梦回,刘文济也曾惊惧赵王叔登高一呼、废立新君的情况,即便那种可能微乎其微,但也不妨碍皇帝的猜疑与忌惮......
对杨业,就完全不需有这方面的顾虑,而哪怕冲着当年的鼎立之恩,刘文济也不得不表以特殊的关怀。于是,杨业生则位极人臣,死则尽享哀荣,堪称建国以来政治上最严肃、规模上最隆重、反响最强烈的功臣丧葬仪礼,主角也是杨业。
出殡当日,场面之盛,令许多人感慨,当今朝廷,显赫荣宠无过于杨氏。大汉帝国的功臣柱国不少,但如此尊荣、引发如此感慨的,上一个还是乾佑时期临清王高行周薨逝之后。
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杨延昭还在世的那段时间,杨氏就帝国勋贵第一家。杨延昭病逝于建隆三年冬,而随着兵部尚书郭仪于建隆四年春薨于府邸,曾经由世祖皇帝钦点的帝国军队三大柱石,也只停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帝国的历史正在快速翻篇。
于杨氏而言,当老太爷杨业也辞世之后,其盛也难免下滑,然而,谁又敢以此就鄙视杨家呢?且不提继马怀遇任枢密使的杨延朗,就皇帝对杨氏恩宠的态度,也足以让人羡慕。
杨业死后,被追封为忻国公,同时刘文济对杨氏的爵位进行了一番改封,以杨延昭嫡子杨传贞袭爵,改封雁门公,又将杨延昭生前的崞侯爵赐予杨延朗。
杨氏一门两公侯的格局,也彻底定下,由杨延昭、杨延朗这两脉分别传承。在七十余年的帝国时代中,曾经涌现了了不只一家的功臣显贵,而在很长时间里,杨氏只是“普通”的一家,而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七十多年后,杨氏竟然能成为帝国第一显贵,即便这个“第一”未必能保持多久。
当然,这也与其他家族逐渐泯然于众有关。杨家的恩遇,综朝廷上下,与之相类的,还有荣国公、广阳侯那赵氏二府了。而如今的赵氏,早已是大不如前,保住此前的显赫地位都有些困难,就更被提与杨氏并论了。
荣国公赵匡胤一脉,随着赵德昭的辞世,滑坠速度明显,更为关键的是,面临着严重的血脉稀薄问题,赵匡胤的子子孙孙,在建隆五年,在世者竟然不足十指之数......
至于其他人,要么老死、病死,或者是意外死亡,还有在安南国被摄政太后刘娥炮制死的。即便是第三代荣国公赵惟正,也是个平庸的货色,赵德昭诸子,就他这个长兄活着,年近花甲,膝下无子,已经向朝廷请奏,从诸侄中过继一人了。
相比于荣国公那一脉的苦兮兮,赵匡义的广阳侯一脉日子要好一些,但也不多。至少赵德崇这个赵匡义寄予厚望的继承者,依旧支撑着整个家族,并且,人丁要充盈得多,在政坛、士林群体中还保持着不俗的影响。
但是,出挑的人才,实在不多。赵匡义次子赵德明倒是表现出了一定资质,在官场上也有些作为,一度官至荆湖南道布政副使,然后在连续几年的江湖大水中,蒙了尘,以贪污、渎职被解职法办,废为庶民。
三子赵德昌当年随刘文涣到安南去了,刘文涣死后,作为辅政重臣,也是赵氏对抗摄政王太后刘娥的核心骨干。然而,这个人性子实在太软弱,政治手段比之刘娥更不知差了几条街,在拥有巨大政治资源与声望的情况下,竟被刘娥一步步地逼退,退位让权,最后在交趾郁郁而终......
多提一嘴,如今的安南国,至少交趾朝廷,其局面已经彻底掌控在王太后刘娥为首的一干政治集团手中,伴随着的,是赵太妃的病逝以及赵氏家族的被打压。
这个过程中发生诸多宫廷争斗、政治角力,就和所有载于史册上的权力之争一般,精彩、激烈并且冷酷,毕竟,作为安南国第一外戚的赵氏,可是被杀了好几人。
与一般争权不同的是,王太后刘娥的权威得到树立,且不断加强,始终保持着朝廷在行政统筹上的稳定。同时,政治上高压,但在经济、民生上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红河三角洲平原上越发丰盈的产出,也源源不断地为安南朝廷的巩固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则是商业、手工业、外贸业的不断兴起,则加速了安南国的崛起与繁荣。
而从核心统治人口的增长来看,南北刘姓封国,安南实则是一枝独秀,就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汉化基础。
通过前前后后近七年的努力,安南太后刘娥逐步剪除了以赵氏为核心的“中央”反对派势力,基本取得对交趾朝廷的绝对控制后,她的下一步目标,则对准了文、万二州的两个封侯。
在交趾朝廷激烈斗争的几年中,刘继元、刘继初二兄弟,在各自封地可是大力发展,积蓄了不小的实力,几乎涵盖西南四州,对交趾朝廷的不满与威胁也越来越重。
当然了,比起朝廷内部的敌人,那俩血脉存疑的兄弟,其威胁并不是特别让刘娥所忌惮,比较麻烦的是,仅凭政治手段,怕是很难解决“二侯问题”,同时,还得考虑帝国中央的态度,毕竟,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还是在帝国宗室族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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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建隆五年的大汉帝国,从各方面进行着更新换代,人事变革是最显着的特征,经过了平康—端拱时代的“贵族政治”之后,到建隆五年,以寇准、张知白、王钦若、丁谓、陈尧佐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权。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与一大批强悍老贵退出历史舞台有关,事实上,勋贵集团与帝国体制的结合是根深蒂固的,对帝国军政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有一大批的要害职位由功臣勋贵后裔占据,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勋贵“门徒”的身份充任要职。
只不过,在帝国中枢层面,贵退庶进,是一种趋势,至少仅靠杨延朗、韩承均、曹玮三人代言发声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是头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并掌权之前,有些蛰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这段时期,皇帝有一项举措,就引起了广大勋贵群体的不满。表面上看来,只是一项任命,关于郭仪之后兵部尚书的任命,在这个人选上,刘文济没有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从勋贵大臣中选择,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阳布政使张俭。
张俭,字仲宝,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状元,历任侍御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阳府判官、河北转运使等职,在雍熙诸多名臣中都是顶尖人物。
履历丰富,才识超群,根本无需担心张俭的才干是否足以担当兵部尚书之任,他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还曾担任过西北巡检使,主持过对青海地区贼乱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书之任,并不只是军政才干的问题,自世祖时期起形成的规矩,必须得考虑其身份,具体地讲必须是行伍出身,后面又发展成必须是军功贵族出身。
虽然只是长期以来朝廷上层权贵中之间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并未清晰地总结成条例写在《汉制》、《会典》中,但这种由上下达成共识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比那些写成条文的制度更具约束性。
而一直以来,不管朝廷上层政治斗争如何激烈,范围如何广泛,但枢密使与兵部尚书二职,始终都由军旅以及勋贵出身的大臣担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
可以说,枢密院与兵部尚书就是大汉帝国军功贵族阶层的自留地,是他们在朝中话语权的保障,他们内部或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整体的利益也绝不容许被侵犯。并且,这样的模式,也在特殊时期对帝国的稳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文济启用张俭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破坏潜规则的行为,必然会得罪勋贵阶层,尤其引发那些仍旧在帝国军队中掌握着话语权的军功贵族的不满,也必将引起反弹。
刘文济这个人,行事素来谨慎,也一向谋定而后动,他当然清楚所谓的潜规则,也明白任命张俭会引起的反响乃至反抗,但他依旧做了,做得异常坚决。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了,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与影响力是一方面,主管全国军队后勤调度事宜的兵部,就是这样一个在作用上不那么显着,但极其要害的位置,对刘文济来说也是一个不错切入点。
当然,如果仅仅因为要掌握军权,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刘文济也实无必要把张俭抬出来。毕竟,通过对一些勋贵子弟的任用,以及他一直在默默有序提拔的庶族将领,同样能做到。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对自世祖时代奠定的“文武相制”的格局,不满意了。打破潜规则,对破坏者来说,旧有的规则有其不足之处、有其必破之处。
所谓文武相制,要的是一个平衡,文与武、贵族与庶族之间的平衡,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所谓的平衡,早就已经失衡了。
权与贵之间,从来没有标准明确的界线,即便是世祖皇帝,一边打造培养帝国柱石的军功勋贵集团,另一方面又大力提拔庶族官僚以作制衡,然而,最终实现的平衡,还是靠着皇帝本身的权威与手段。
另一方面,帝国勋贵,在常年保持着对军队强大影响力的同时,其触角早已触及到帝国事务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世祖、太宗能够压制住,康宗是不在意,等到刘文济,在帝位日益巩固,羽翼已然丰满的情况下,他决定动手做些改变。
张俭这个文人夏官的任命,就可以看作一种试探,而这份试探,在任命前后,都引起了堪称激烈的反弹。刘文济对杨氏的格外恩宠,也未尝不是这种反弹带来的压力,他也需要笼络一部分军事权贵家族,以安抚勋贵内部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太宗皇帝在治政改革过程中的顾虑,多来自于他的谨慎与包容,那么刘文济的诸多顾虑与忌惮,那就是他实在没办法,现实条件就是如此。
就在建隆五年秋,刘文济下诏,立枢密使杨延朗孙女杨偲为皇后(刘文济的原配李皇后于建隆四年冬病逝),于是,杨家出了两个皇后(康宗的皇后乃杨延昭之女),杨氏家族之显赫,当世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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