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宗篇6 倒吕风波
丁谓的劾章在朝中引发的反响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过去的这些年,攻讦、非议宰相的情况不胜枚举,但像这种点名道姓,撕破脸皮,赤裸裸地攻击当朝宰相、吏部天官的情况,二十余年来还是第一次。
知制诰丁谓,这个雍熙元年秋举的探花,是一朝闻名。再加上此前任率宾知府、海东经抚的曾会,升任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太宗时录》的孙何,调任辽东道布政副使的俞献可,平康二年似乎成了“元年秋举”当届进士们集体爆发的一年。
而紧随丁谓之后,皇帝刘文澎自上阳宫返宫,于垂拱殿召开御前会议,就“丁谓弹劾吕蒙正”之事进行讨论。皇帝,这也算“一鸣惊人”了。
而针对此事,朝廷上下,闻风而动。仅在御前,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张齐贤、李沆、寇准自是坚决维护吕蒙正,丁谓只能算是个马前卒,真正冲锋在前的,乃是都察使王玄真以及刑部尚书徐士廉,这两人一个是太宗死忠,一个则是孤臣且身上打着“鹰犬”的标签。
他们两个攻讦吕蒙正,当然也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本质上还是反对他“裁撤皇城司”,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尤其是王玄真,由于出身的缘故,他与满朝公卿宰相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的立场也不可能完全站在“相权”一边。
当年还是武德使之时,与皇城司相争,也曾一度希望皇城司消失,但也是经过世祖晚年那场由张逊、吕蒙正引发的“倒王风波”之后,王玄真才真正意识到,皇城、武德二司互相对立又互相成就的道理,才真正明白,二司之于皇帝、皇权的价值以及定位。
而作为曾经掌权多年的武德使,也因此不容于众臣,在涉及二司尤是武德司问题的立场上,也必然有所偏向。虽然吕蒙正针对的仍旧是皇城司,但皇城司若被取缔废置,那武德司呢,他这个前武德使呢?
相比于王玄真的没有选择,徐士廉则是主动发难,与那干辅臣,尤其是李沆、吕蒙正二者,在政治理念上有冲突。作为一个“戴罪”士子,在北疆边经受了十数年苦楚磨砺,然后重新崛起,成为太宗股肱,部司重臣,徐士廉乃是“世祖—太宗”政策理念最为坚实的践行者以及维护者。
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样起于地方、饱经风雨的实干派宰相张齐贤还要坚定,张齐贤毕竟是尚书令,需要通盘考虑,顾全大局。
相较之下,李沆、吕蒙正二者,虽然颇具治国才干,在政风上也刘随开宝、雍熙之大流,但从思想理念上,却始终有他们的坚持,对“儒学为体”、“仁德之治、“君子当国”依旧抱有想法,简单地讲,就是想走“回头路”。
从平康二年春闱取士的情况就可窥一二,由李沆作为总监的这次大试,比起往届,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最显著的一点便在于“明经科”人数,足有33人,这可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同时,如医科、工科、农科的取士人数,几乎回到开宝中期的水平
不那么显著的,则在于考试内容的变化,在保留既有法律、算术、实务、策论等基础考核大项的同时,增加了不少儒史经典、圣贤教义。而增加的部分,恰恰成为了拉开本届士子水(分)平(数)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大汉的科考环境熏陶下,总有一部分考生,有“基础不牢”的问题。
因此,平康二年科考,也成为了几十年来,争议最大的一届,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实务论”,并把农、医、工这样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摆上科考的殿堂。
以李沆为代表的一批掌权者,做出如此变革,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乃至收买那些“传统文人”。
诚然,大汉帝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经过世祖皇帝几十年的修正,以及太宗皇帝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由此诞生了各种新思想、新理论。
地方上更出现了湘学、闽学、浙学、睢阳、齐鲁、燕代、关陇等一大批“新学”,这些新式学派也或多或少迎合着统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学派。
但不可否认的是,信奉传统思想、坚持旧学的读书人,依旧不在少数,他们数量庞大,在思想上,在知识的解释权上,依旧占据了极重的话语权,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寒门、平民。
如李沆者,从世祖时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质自然是足够的。能受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为遗诏辅臣,其见识、能力也必然是受认可的,绝不可能是那种食腐不化、抱残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开始撬动帝国实行了几十年来的取士制度与原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早就发现了现行取士制度下一个极其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寒门子弟、下层士人越来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经验、实操的科类、题目,要求太高,并且越来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读书人能达到的。
早年的时候,帝国人才短缺,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获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锻炼,获取一定经验之后,再参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变了,因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渐渐的,很多读书人就发现,在如今的大汉帝国,上升的渠道虽然依旧很多,但那是对于权贵、豪贵家族子弟来说的,而对于普通出身的士子来说,上升的空间实则有限。
对于一般出身的士子来说,想要出人头地,除了那些天纵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闯过科举这道龙门,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继续上进,就得依附权贵,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长此以往,或者说已经发生演变着的,会是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由“权贵”主导的帝国了。
这个权贵,除了开国以来的功臣勋贵、地主官僚之外,还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学阀、富商,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名,要么有钱,有他们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学生,如何能是普通读书人比得过的?
相比之下,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来说,也唯有圣人的经典教义,才是最为公平,成本最低的,
这也是,世祖当年推行他那套“实务兴邦”的办法时,虽然饱受士林非议,但依旧能顺利实现的根本原因,毕竟有一大批“不说话”的权贵默默且坚决支持。
帝国的阶级快速固化,也早在世祖时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当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脸,二则是比起那些掉书袋的读书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
同时,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出现魏晋时期那样门阀,毕竟文化土壤都发生改变了,同时,出身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出身论,考举这个政策核心依旧保留着,并且发扬光大。
但不管如何,阶级固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种种矛盾与负面影响,依旧会存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爆发问题。
如果说世祖是不管,太宗则是没空管,毕竟终其整个统治生涯,都在忙着给世祖补漏,给帝国打补丁。当然,在科举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无作为,在制度上进行了更加严格、全面的强化,尤其在考核内容与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严防死堵重惩。
同时,大汉科举在律法、算法、农、工、医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时期才真正出现,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胀式的发展,因为太宗坚决坚持“以法治国”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项法治政策与执行之外,最重要的一桩举措,就是培养提拔了一大批知法、懂法且能用法的吏干之才。
而通过促进对法、算、农、医、工科这些“专科”的发展,也是太宗皇帝对帝国阶级固化的一种缓解办法,一是帝国在各方面实则也需要这些人才,同时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只要肯放低眼光、弯下身段,总能学有所成,再难还能难过晦涩难懂的先贤教义吗?
只不过,这样的办法终究是有上限的,上千年发展传承下来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可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真正扭转的。别看“专科制举”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那些表现踊跃的士人,更多的只是为迎合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当官享权,是为了实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向而采取的权变办法。
一旦当权者想法发展转变,政策一改,读书人抛弃身份,转变立场,也不是什么难事。
同时,不论世祖还是太宗,对于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又不可能真正放弃,至少从思想上,那是极其符合刘氏天下统治的。
因此,从科举选材、治国方针,到帝国体制乃至思想观念,帝国上下是一直有所拉扯的,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以及政坛官场,更是激烈,只不过,过去有世祖、太宗这样的强人皇帝,足够控场,压制住矛盾,等到平康时代,情势就不一样了。
以李沆、吕蒙正为代表的一干文臣,发起对现行举士制度的冲击,正是基于帝国在体制矛盾的背景,在众辅当国的格局下,才面前具备一个策动的条件。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即便是寒门出身的吕蒙正,也属于“权贵”,是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主张,实则就是对一大批既得利益权贵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背离自身阶级的一种行为。
也正因如此,是可以将李、吕二人与一般争权夺利的官僚大臣区别对待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基本秉持一颗公心为国谋事。
而在政事堂中,张齐贤是尚书令,他最大的职责是维护朝廷的稳定与维持朝政的运转,他是太宗旧臣,雍熙之政同样凝聚着他众多心血,因此张齐贤在朝堂更多致力于对太宗各项政策的延续与维护,在个人志向方面,反倒不如青壮年时期有诸多主张。
相比之下,李、吕二人算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紧密的政治同盟。因此,在吕蒙正受到攻讦的时候,李沆也是最坚定地维护他的。
同样的,“倒吕派”的力量同样强悍,宰堂上有王玄真、徐士廉,而朝堂之外,则有京畿布政使刘继昌,当然,刘继昌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自身的权位考虑,毕竟,前者正是吕蒙正压他一头,登居天官。
同时,鲁王刘暧在此事的态度上,也很暧昧,最主要原因在于,李沆与吕蒙正这二人的政治同盟,在朝中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不只是二人本身的名望,还有财政使与吏部两个实权重职的加成。
一个管钱袋子,一个管官帽子,两者还是同党,短时间已经展现出巨大威力了,若是时间久了,朝廷还不由这二人说了算?因此,必须得把“李吕同盟”给拆了,就和皇帝刘文澎的考量一般,刘暧也觉得,没有辅臣光环加身的吕蒙正,更容易对付些。
从皇帝到宗室,再到宰相重臣,己方势力一一下场,参与到“倒吕”行动中来,这样局面,即便吕蒙正再廉正,“李吕同盟”再强大,也是扛不住这等压力的。
结果,也是可以预见的,几乎从丁谓上表弹劾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不过,吕蒙正此人,在道德上是几乎找不到什么瑕疵的,个人言行也从来突出一个“正道”,满身正气,宽简至公,对容易出现问题的家人、亲戚也一向管束到位。
因此,要从吕蒙正本人身上找毛病,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必要时,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何况找几个吕蒙正的短。
而最具攻击性的,还是丁谓抓住的那个点,用人徇私,还能扩展出一个“欺君”的罪名。
关键就在于吕蒙正对当年“二十八臣”的起复任用,差不多有二十年过去了,当年遭贬的“二十八君子”,活下来的除吕蒙正外还有七人,至少都被提拔到州府级别。
而这些人,在二十年前,可是世祖皇帝钦点的罪臣,贬黜流放,吕蒙正如此做法,就是在背弃“世祖之志”,这不是欺君是什么?
当然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罪名也加得有些牵强附会,但这些都不重要,世祖当年的意志并不重要,太宗对吕蒙正的重新提拔任用也不值得一提,关键在于,有那么多人,有一股股强大的力量要把吕蒙正打压下去。
于是,时隔二十年,一代名臣吕蒙正再度因“废黜皇城司”而倒台,倒没有一撸到底,而贬到江南太平州任知州,算是还维持了一点基本的体面。然而,以吕蒙正的年纪(年六十四),还有那不那么健康的身体,几乎宣告了他彻底的谢幕,即便还有一个知州的职位,但政治前途已然彻底凋零。
取得大胜的“倒吕派”则还不罢休,一些人又把矛头指向李沆,给他安一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如此一来,事态可就在“吕蒙正案”的基础上又严重了一层。毕竟,李沆可是名正言顺,在广政殿排名前四的受太宗遗命的宰辅。
此议一出,震动自然更大,不过,当那些表露出苗头的时候,尚书令出手了,他坚决地维护李沆,或者说,他坚决地维护太宗遗命与雍熙之政。在尚书令的强力干预下,才没有把这场纷争闹大,把李沆也给装进去。
然而,倒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对李沆以及他为首的一派文臣势力最大的打击。
发生在平康二年冬季的这场“倒吕”风波,对大汉帝国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首先皇帝刘文澎第一次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皇权开始不断复苏,“蒙尘”的皇帝逐渐觉醒。毕竟,一出手就打掉了一个宰相。
同时,从刘文澎的视角来看,他似乎把宰辅们想象得太强大了,且不提他们各自之间的矛盾与龃龉。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想撬动朝中局势,似乎只需要一道诏书即可。
纵然太宗钦定的那些辅臣不好妄动,但其他人呢?至此,皇帝刘文澎才真正开始意识到,皇帝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帝国体制赋予他的权力究竟为何物.
于王玄真与徐士廉而言,则是保住了皇城司,维护了成制,守卫了皇权。
京畿布政使刘继昌,则终于登堂拜相,晋位吏部天官,这一回,则没有人成为他的阻碍。
还有知制诰丁谓,由此外放开封府,成为东京判官,掌握近两百万人口京府的司法大权。
当然,对丁谓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上达天听,同时又一次见识了殿堂之高的激烈斗争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对于后期只能谨小慎微地坐看大佬们斗法的丁谓而言,在认识到自己卑微的同时,也对更高的权势充满了无限向往
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倒吕”风波,此事对大汉持续了差不多两年的辅政格局,造成了剧烈冲击,原本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流逝,伴着人心的不满,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
同时,帝国上层之间政治理念与权力之间的斗争,也越发趋于复杂化与激烈化。
就在平康二年腊月十四,都察使王玄真便被排挤出宰堂了,动手的是李沆,促成的是尚书令张齐贤,以漠北不宁为由(乃蛮部与漠北契丹冲突愈剧,攻伐频繁),需重臣前往山阳坐镇调控。
王玄真被安排了一个山阳巡抚使兼漠北安抚使的职位,至少在地方,实权还是很重的。
但同时,王玄真去朝,也意味着又名钦命辅臣的非正常离开,这是政局变化最显著的体现。
紧随其后的,便是各方势力下场,对都察使这个重职的争抢。整个雍熙时代,都是帝国监察系统大扩张的时代,到雍熙末年时期,已经是政务部司中仅次于吏部、财政司的衙门了。
而为了这个职位,各方势力争得是头破血流,甚至发展到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联合都压制不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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