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2 正统六年
正统六年(1047)春,京西道,襄州。
阳光明媚,春风送暖,汉水之上,百舸争流,在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中,有一艘北行的官船,格外引人注目,船上诸多彩旗迎风飘扬,其中夹杂着一面龙飞凤舞的「范」字旗,这乃是荆湖北道巡抚使范仲淹北行之船队。
甲板上,已然年近六旬的范公,抚舷而立,花白的须发在江风的吹拂下飘动着,不断打在那张沧桑衰老的面庞上。汉水之上,船来船往,沿岸村镇,人烟稠密,这一切都表明,当今的大汉帝国,依旧繁荣昌盛,充满活力。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的。但作为帝国的上层权贵,从中枢到地方,往来上下数次的范仲淹,却深刻且极具忧患意识地认识到,帝国如今的繁荣,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同了,这是建立在对亿兆子民更严厉与残酷的压榨与剥削上了。
在世祖、太宗、世宗统治时期,即便偶有反复,但整体上对于帝国权贵们的约束,还是强力而有效的,这也是帝国能够长时间维持一个繁荣昌盛局面的根本原因。
然而,自三代帝王陆续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正统皇帝刘维箴继位,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统治阶级自我约束意识,正在逐渐模糊。
虽然帝国统治依旧是稳固的,经数代帝王不断完善的管理体制依旧有序地运转着,但不容忽视的是,千年以来历代王朝,甚至就在大汉建国百年间,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弊病与问题,也再度萌发了。
历史是个轮回,治乱循环是其特征,当帝国的统治阶级,一步步放松自我约束的时候,当统治者的贪婪需求经过自上而下,重重加码之后,落到帝国那亿兆万千黔首身上的时候,也必然产生又一轮的统治压力与矛盾。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汉帝国依旧能保持一个强盛文明的状态,上下依旧沉浸在太平盛世之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祖宗们留下的丰厚遗产,以及,帝国子民还能够承受当下程度的剥削
正统时代的大汉帝国,固然还前行在建隆盛世的余晖之下,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份余晖并不能庇佑帝国永远,巅峰之后的下坡路,也不可避免。
关键在于,这个坡该怎么下,有想要稳步前行,缓慢下坡的;也有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追自然之理的;还有一些不甘于滑落,意图将大汉帝国的巅峰基业,继续保持下去的,比如这范希文公,更是代表性人物。
自端拱二年入仕,一晃眼,三十一载春秋已然逝去,范仲淹也从初出茅庐、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成为满头华发、誉满天下的忠臣良相。
范仲淹在当下的大汉帝国,名声是极好的,尤其在庶族官僚群体之中,更被视为领袖,哪怕是素鄙南人的北方士林,虽然常常带有色眼镜观之,但也从来没有鄙薄过他的治事能力与忠诚之心。
那满头的白发,大抵有一半,是因忧国忧民而生。到正统时代,如果要从庶族官僚中选出一个首相,那么在很多人的脑海中,第一个跳出的人选,大抵就是范仲淹了。
而能够拥有这般巨大的声望,仅靠个人的才干与能力,显然是不足的。在范仲淹背后,也同样站着一大波人,端拱进士、建隆内阁、南臣、睢阳、娄江学派、吏政派,再加上世宗皇帝股肱之臣的光环,这些共同造就了一个「当世第一臣」。
不过,支持拥护他的人很多,厌恶排挤他的人,同样不少,因此,范仲淹的首相之路,也注定不可能顺利,尤其在世宗皇帝这个最重要的伯乐离开后。
三十年宦海生涯,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从地方返回京师了,但从没有哪一次,像此次这般,让范仲淹踌躇忐忑,患得患失。
当然,以范公之胸襟与气度,自不是因个人得失而焦虑,他忧怀的,是家国天下、君王社
稷。而此番回京,他注定要在帝国政坛掀起一波狂澜,要趁着人生暮年,为帝国、为君王、为黎庶,再尽一次忠,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事实上,早在正统四年的时候,范仲淹便以治定西陲之功,受召还朝,离开他奋斗了七年的陇右道,留下了一个军政稳定、诸夷咸服的大好局面。
那一次,范仲淹同样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进京也是意欲成就一番大事业。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里,大汉帝国虽然光辉而伟大,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矛盾,是需要有为者去担当解决的,而到了范仲淹这种地位与声望,自然也有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魄。
那次,也是范仲淹生平第一次拜相,回朝之后,即任尚书仆射、兼财政使。对于帝国内的财政系统,范仲淹并不陌生,早在世宗身边担任内阁学士时,就接触过,后来更官至盐铁使。
曾经主持过淮东盐堤工程,以及对全国盐务大改革的范仲淹,再回财政司,是不可能沉寂的,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整顿,尤其在人才提拔、上计、款项调拨审核事宜上,做了相当力度的整饬与纠正,盐务上复发之贪、盗、贿、私等现象,也再度遭遇重大打击。
在得罪了一大波既得利益群体的同时,帝国在财政系统的糜乱,也得到很大的改变,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只可惜,范仲淹财政使只当了半年,他的整顿改革则只持续了四个月,便被罢相。
当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于,这牵扯到新一轮的贵庶之争。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书令杜衍,在正统二年的时候罢相,出京前往西南担任巡抚使,继任的,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这可是李继隆长子、世祖皇帝外孙)。
而当时的政事堂,除李昭贤这个尚书令之外,另有枢密使折惟昌、兵部尚书向元锴(向德明之孙)、礼部尚书冯端(冯道曾孙),另辅以石元孙(石守信之孙)、李光辅(李筠重孙)等掌握实权的军政大臣。
这些都是功臣元勋之后,除冯端、李光辅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国的顶级勋贵,如李昭贤、折惟昌,还有一层皇亲国戚的光环。
当这些人在帝国朝堂占据大量话语权的时候,也是意味着勋贵势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来早已壮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团的对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头扎进政斗的漩涡,虽然,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为朝廷、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有些争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作为尚书令下属最重要的两个宰臣,吏部尚书与财政使,一个吕夷简,一个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对李昭贤形成了相当强力的钳制作用。
于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李昭贤从幕后策动一场政治攻讦,他选择的目标,正是范仲淹。吕夷简这个人,老谋深算,且权术高超,否则也难在新皇继位之后,就迅速运作回京为相,并更进一步,担任吏部尚书。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虽然私德无亏,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里,全是漏洞,也易于打击。
而这样的政治活动,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过错,只是当权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够多的短处与把柄,等形成风潮之后,弱势的皇帝刘维箴,即便心有不舍,也不得不将范仲淹外放,他实在顶不住来自李昭贤等勋贵的压力,或者说不愿意正面对抗。
于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官方的解读中,大抵是在面君进谏的过程中,言辞过于激烈,有辱圣人威仪),夺相,出任湖北巡抚使,那一年,范仲淹56岁。
如今,范仲淹58岁了,满鬓霜白的他,依旧操劳于政事,牵挂于君王,也再度迎来一个复起的机会。
两年后的今日,朝廷的局势又大不一样了,最大的变故就在于,尚书令李昭贤因病去世了。朝廷又丧失了一个领头羊,上层的斗争也再度激烈起来,而在一场旨在夺取最高相权的争斗之后,最终的人选,浮出了水面:范仲淹。
李昭贤薨得突然,以致于后事都没能交待,趁着这个空档,朝中蛰伏已久的庶族集团,也发动了一场全面性的反攻。
并且,还得到了一部分勋贵阶层的支持,比如冯端、李开源(李皇后之侄,论辈分,皇帝刘维箴得叫一声表叔)等人,同时还有萧氏的默默推动。
建隆——正统时代,朝中有「三萧」的说法,萧景、萧恭以及萧惠,这三人,要身份有身份,要资历有资历,但在权贵圈子里,是一直被默默鄙视的,还是那个原因:契丹族出身。
因此,在李昭贤等传统贵族掌握朝权时,萧氏也是默默蛰伏,秘密寻求推翻机会的一波人。李昭贤的突然辞世,显然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当然,真正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皇帝刘维箴,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个难得的机会。以刘维箴的脾性,以及从小接受的教育,除了皇室亲戚,以及东宫旧臣,他显然更亲近于那些庶族官僚。
另一方面,他也的确听话,世宗皇帝驾崩之前,对他多有耳提面命,在人才的任用上,曾给他指点了大量人选,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若想做事,可任范仲淹为相
显然,已经31岁的皇帝刘维箴,在登基七年之后,也想着做出一些成绩来,于是,在兼采多方建议,在众臣的推荐下,他终于下诏,召范仲淹回京。
刘维箴还专门派内侍省宦官南下,除了宣诏,还送上一份刘维箴的手书,上边尽是恩信期待之言,足以让范仲淹感激涕零。
而从诏书自中枢下达之后,至少在短时间内,朝廷上层的斗争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投向南方,望着水陆之途。
原因无他,正统时代的尚书令,权柄之重,堪称帝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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