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安东大开发3
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在农牧上坚持治本,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
同时,于统治阶级而言,过度的商业活动,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增加治安的隐患,最重要的是,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
时至如今,大汉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那些走南闯北,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
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案都十分困难。
因此,天下的官员们,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但为了政绩,为了安稳,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汉朝廷上下,实则也属于常态,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在农与商的问题上,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业的兴旺,也基本局限于京畿、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而这些地区之外,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
同时,在经商上,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像盐、铁、茶、酒、糖等产业,其大部分资源,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
虽然盐、酒早已开禁,但其生产源头,尤其是制盐,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要舔着官府臭脚,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
各地的商道确实通常了,层层重重的卡税、关税也被废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尤其在大城市内,要是不交足税,连市场都进不去。
像赵匡义在开封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漏税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时,也意味着规范,至少,还从没有一个王朝,对商业从事人员、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并专门制定了一部《商法》。
当然,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案的初衷,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缓解财政拮据,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毕竟,在《商法》的框架下,进行合法商业贸易,从事商业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不愿意遵从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惩罚,愿意遵从的,自然就是良商了,只要服从管理,照章纳税,就可以安心经营。
事实上,对大汉商业的推动,刘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也未必有这么“宽松”。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
甚至于,就是刘皇帝,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影响到了农桑渔牧,影响到了农业产出,影响到了社会治安,威胁到国家稳定,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包括木材、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就是矿藏,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只是被闻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
不过,对于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还是同意让商贾开采、冶炼,只是要加强监管。而在这方面,也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甚至在安东掀起了一阵淘金热。
一直以来,像矿藏这类资源,都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朝廷在全国各地,也设置了大量的矿监,也开采、冶炼,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的。但这一点,在安东也被打破了一些藩篱。
同时,对于前来安东贸易经商的商贾,安东都督府还同意他们组织护卫队,佩戴武器,武装押送货物。
总的来说,安东对于把队商贾的限制放得很宽,可以说摆足了诚意,很多在大汉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甚至明令禁止的事情,在安东都可以发生,几年下来,刘煦基本把安东地区打造成为了一个冒险者的天堂。
除了地理位置有些偏远之外,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安东对商贾来说,都是十分友好的。而位置的偏僻,对于常常需要走南闯北的商人来讲,完全是可以克服的,关键是有利可图。
安东都督府的兴商政策,也着实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商贾,哪怕是抱着尝试的心态,也有络绎不绝的客商前往闯荡。
甚至于,有大量南方的商贾,闻讯而往,不远千里,奔赴安东。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商贾,南方的商业氛围本就浓厚,那些从商者,尤其是海商,更显踊跃,尤其是临海的江浙、福建乃至两广商贾。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以及大汉海运的发达,北上的海路航线,已经十分成熟,通过海路也能节省许多成本。
在过去几年,就已经有大量商贾,到辽东经商了,东北的毛皮货物、人参鹿茸、造船建筑木料等等都是重点经营对象。安东虽然还要更远更偏些,交通也更加不便,但得益于惠商政策,也摊薄了成本,基本只要能成功把东西运出,那就有得赚。
商贾本就自带冒险因子,愿意出海闯荡的,更富有冒险精神,乃至搏命。大量商贾、商队的涌入,也给安东地区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安东都督府也从中得利不少。
农牧,那是统治的根基,安东官府选择的支出,对商,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哪怕优惠再多,都督府也是不可能搞赔本生意的。
因此,商税也成为了安东都督府在近几年间最主要的财政收入,而有了这些税收,才使得都督府能够正常推动开发。
如果仅靠朝廷每年下拨的那一百万贯专款,要把安东带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即便朝廷能够长期坚持,也会引发闲话,大汉这么大,好地方那么多,何必要花费大代价在如此偏远的安东。
同时,从开宝十五年开始,安东每年都会向朝廷贡献大量的黄金、生铁,有了这些,朝中的异声才被压制下去了。
像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哪怕向民间开放了,挖掘出来也是带不走的,必须得向安东官府折价兑换成铜钱或银锭,夹带藏私出境的,一旦被发现,会遭到严惩,那就不只是破财免灾的问题了。
在安东的开发上,刘煦以极大的决心,抵挡住了巨大压力,锐意进取。不得不说,哪怕取得了一些成绩,引起的争议却更大。
按照朝中一些官僚的说法,安东的做法,完全是在破坏朝廷的法度,败坏朝廷的纲纪,标新立异,激进鲁莽,与大汉的治国理念相悖,属于异端,该当被取缔......有太多人对刘煦在安东的“大动作”,持反对乃至批判的态度了。
也就是刘皇帝没默许,太子刘旸不表态,宰相赵普也沉默,舆论压力才没有转变为实质的政治举措,即便如此,刘煦哪怕身在安东,也是有所体会的。
大概是为了表明决心,刘煦甚至把在两京的秦王府产业全部变卖,所有仆佣内侍,全部带到安东,投入到当地的发展中去,以实际行动,表明他开发安东的坚定意志。
在两京,也只是留下了两座王府,以及零星的维护人员。这样的举动,这样的态度,也着实坚定了不少追随执行“安东政策”的官员信心,也给商旅、移民带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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