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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章 新政之始(第一更)


为生民立命,为天下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是北宋大儒张载说的。

在西方还是神权高于一切的时代,大宋的治国精英们,正在探索俗世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深入到思考治国精英的使命。

最高的理想总是有一种被束之高阁的感觉,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但是,能诞生这样的情怀,并且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说明这片土地上的人,是在往这方面达成共识的。

在最黑暗的年代,百姓被当做草芥,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一片迷茫、怀疑的混沌之中,后人翻阅前史,看到那些震古烁今的情怀,终会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使命。

这句话,读起来,似乎在眼下不能改变格局,不能让人吃饱肚子,不能救前线的百姓。

但是,它却被流传下去,与诸多先哲的大义情怀一样,为这个民族注入韧性,烙印在无数仁人志士心中,使他们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

也许正是这样的情怀,使得这个民族,每次都能从黑暗中浴火重生,比之前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辉。

张载跟二程关系匪浅,罗从彦怎会不知张载的名言?

当皇帝说出来的时候,罗从彦心中顿生豪情。

历史上的杨时、罗从彦这样的大思想家,虽说是儒生,但都是坚定的抗金派。

就连那个张载,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想要投笔从戎,灭西夏。

罗从彦神色已然变化,语气激动地说道:“此乃大道。”

“先生可愿助朕重整山河?”

“承蒙天子垂怜,吾愿以身殉道。”

赵宁又道:“先生之道,朕愿闻其详。”

罗从彦未曾想当今天子如此礼贤下士,之前杀大臣之事,在天下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私底下骂暴君。

而现在看来,这位赵官家哪有半分暴君模样?

分明就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明主。

罗从彦说道:“昔年董仲舒、公孙弘钻研经训,为官而不为道,使人人保其官而废道,忠义无存。”

“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

罗从彦的意思是,天下的动乱,不是来自民间,而是出自朝堂,如果官员不存私心,君王克己复礼,天下垂拱而治。

这正是儒家一种理想状态,而且其实还是很符合古代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的。

就大宋目前的土地兼并、官商勾结、重税、贪污、鱼肉百姓、边防腐朽,哪一件不是奸臣贪官所为?

可以说,罗从彦的这个认知,是古典时代对公权约束的一种进步认知。

罗从彦毕竟是12世纪的人,他有他的时代局限,能认识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赵宁道:“先生可有办法?”

罗从彦继续道:“君子在朝则天下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故乱。”

赵宁说道:“先生说德泽不可恃,又说君子入朝,则天下治,朕不解。”

你一边说不能过分依赖道德,一边又说要让道德高尚的君子入朝,天下就能长治久安,岂不是矛盾?

罗从彦说道:“是以,君王当仁与法一,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赵宁再也忍不住:“善!先生此言如金石!”

罗从彦所说的仁与法一,是指仁德和法治要统一,朝廷既要懂得施以仁政,也要严厉执行律法。

这补充了他上一句只靠君子立朝而治的缺陷,这也是许多儒生不具备的思想。

罗从彦不愧是北宋末年思想大家,赵宁算是切身体会到。

不过,什么叫思想家,什么叫政治家,得分清楚。

思想家有通透的思想,政治家不仅有通透的思想,还有老练的治国之术。

思想家更侧重道的层面,政治家道与术皆通。

罗从彦是思想家,不是政治家,这一点赵宁清楚。

没关系,他本身就没指望罗从彦能从政,他需要的是罗从彦在官学中,发扬他的思想。

不在苛责于人,而在于能者居其位,从善如流。

此乃用人之道,亦是君王之道。

赵宁说道:“赐先生观文殿大学士。”

观文殿大学士是从二品官员,比包拯当年的龙图阁直学士的正三品还要高。

当然,这是虚职,属于恩宠至极。

罗从彦道:“谢陛下,臣必尽心竭力。”

古人以忠义来维持等级秩序,而上位者权力过大,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何以约束权贵?

中国古代是外儒内法,表面上是儒家,其实内核很依赖法家。

但古代的法,如何约束权贵阶层?

罗从彦说以德正官,让官员修心养德,又说要仁政与法统一,严格执法。

这些都是道的层面。

如何严格执法?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法之执行,牵涉多方博弈平衡。

从宏观层面,权贵阶层不可能用法伤害自身利益。

权贵内部的监察,有一定作用,但终究是自查,却也缺了威慑力。

那怎么办?

所以,太宗才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民是法之公正的威慑者。

罗从彦退下后,赵宁心绪难平,在文德殿沉思良久。

他又提笔开始写:《舟民之论》。

官学堂成立迫在眉睫,此事也办得非常低调。

五月二十七日,赵官家安排了第一批进官学堂的官员,全部是农政司的年轻官员。

官学堂的教材都准备好了:《实事求是》、《官论》、《舟民之论》。

当然,还有罗从彦的《语孟解》、《书斋记》、《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

至此,新政衙门和新学第一次结合起来。

大宋朝新政这才算是真正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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