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九五章 望梅止渴的绮思

同时，我们可知至少在宋代宫廷中，还藏有武则天的一卷行书《夜宴诗》，如今已散佚。

        而今天，张天元就在这洛杉矶贵族博物馆里看到了《夜宴诗》的真迹。

        虽然从书法上来说，未必能比得上那些大书法家。

        可是武则天的书法清秀却不失王者之气，也是难得的好东西。

        宋之后的文献中，提到武氏书法也多为颂扬：“凛凛英断，脱去英华脂粉气。”

        这不仅是对她书风的评论，想必也是一班男子对其人格的点评。

        《偃县志》载：“今观其草法极工，有鸟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

        跳脱出古人评论再看《升仙太子碑》，当说确是一件成熟且优美的作品。

        碑面正文行草有个人风格，形制完整疏朗。

        细观其结体，品态端方、法度森严，明显有唐楷雄强遒劲的品格;细观笔画联结飞扬处，又见其笔势运筹帷幄，时而雷厉风行，时而婉转潇洒，仿佛窥得二王神韵，又维持了自家面目。

        这是武则天76岁时的作品，浸淫数十载的功力可谓精熟而老辣。

        欧阳询、柳公权之“唐楷”风流天下之时，武则天恰起于微末。

        侍奉帝王的她必然要投其所好，而宫廷中丰富的古籍真迹为她的临习研摹提供了条件，书中载：“(后)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

        ——《宣和书谱》卷一

        可见，她在学书上下了不少功夫。

        另有一尊出土于蒲县的唐代碑刻《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也能一窥李唐书风，此碑为金仙公主的亲妹妹玉真公主手书，她们同为睿宗李旦之女，即武则天的孙女辈，和《升仙太子碑》相较，书风又为之一变。

        碑文通篇楷体，字迹十分匀称俊逸，从字画之间可见其书风脱胎于欧体，却减去了欧阳询的瘦、硬，整体字形化为端正的方形，笔画内筋骨挺直，灵肉丰满，不失为一件精品。

        由此见，唐代宫廷还有不少擅长书法的女性，《新唐书》等文献中提及“善书”的公主有七位，比如小小年纪的晋阳公主李兕子，便能完美模仿父亲李世民的“飞白书”，令臣下无以分辨，这与李唐王朝对书法的重视以及与诸位帝王对书技之青睐不无关系。

        此外，唐代内侍省设置了宫教博士，掌管教习宫人书算众艺，《新唐书》《旧唐书》里记载了十数位能写善画的后妃也不足为奇，宫廷中还有如上官婉儿之流的女官，也有书法优美之名。

        除去唐朝，纵观整个书法史，宫廷女性一直在女性书家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书中对她们“善书”的记载比比皆是。

        而起初，在汉及魏晋时代，后妃于书艺的造诣多与文史相连，比如，最早有称“善史书”的女子冯嫽，便是一位随解忧公主远嫁的宫中女子。

        又如《后汉书皇后纪》中云东汉和帝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品位高雅、贤惠善书。

        有宋一代文风昌明，宫中自然不俗，《老学庵笔记》载仁宗曹皇后“工飞白……先人旧藏一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

        而南宋高宗皇后吴氏与宁宗皇后杨氏如今仍有笔墨留存。

        杨妹子一说为杨皇后本人，而元明人则认定她乃是杨皇后之妹，因其墨迹落款常为“杨娃”。

        后据启功《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和江兆申《杨妹子》二文考证，“杨娃”之印，实为“杨姓”之印，今天学界多有共识，杨妹子与杨皇后为一人，而非杨皇后之妹。

        时隔数百年，她的娟秀笔迹仍然诉说着主人的身份：这是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宋代宫中的女子之手，并且受到一定宠爱。

        因其笔墨多存在于院画题额之上，且在如马远、夏圭等最为炙手可热的南宋宫廷画家的多幅作品中，都留下了她的题款。

        眼前就有一枚团扇上有她的题诗：“瀹雪凝酥点嫩黄，蔷薇清露染衣裳。西风扫尽狂蜂蝶，独伴天边桂子香。”

        最后两句似乎点破了作者“中宫之主”的身份，然而细看其字体，却颇有些柔弱纤秀，结构也略微稚嫩，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刚断果决的形象颇有出入，与前文唐代两块碑刻相比，笔力有着明显差距，似乎也体现出唐宋两朝之间的气质区别。

        有人猜测，杨氏之书，更多的目的大约是为政治服务，为的是向士大夫显露并塑造一个知书达理的皇后形象而已。

        及至明代，对宫中女子书法的记载虽然不多，却各有特色，体现出明代书法艺术昌盛之象。

        如《玉台书史》记神宗贵妃郑氏所抄经书“楷法秀整”，《列朝诗集》曰武宗王妃“诗幸蓟州温泉题诗自书石刻，今石刻尚存”，《书史会要》称娄妃所书江省永和门并龙兴普贤寺额，宁靖王女安福郡主“工草书”等等——由此可见，不仅在书法字体上门类众多，连艺术表现形式也比前朝丰富了起来。

        相比之下，清朝后妃宫女几乎全无记载，大约也类同元代，“番邦女子”志不在此道吧。

        历朝历代对于宫廷女性书法的记录大多如蜻蜓点水寥寥数字耳，一旦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则全然流于“善书、工文”的敷衍。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艺术才能原本就很难得到重视，纵观故纸当中的点评，或谄媚，或轻浮，或臆测，又或许只不过是人云亦云。

        大约宫廷中的女性之于古代社会，只不过是几朵装饰于屏风上的花枝，她们的存在似乎只是某种意义符号，因为一道高墙以及“皇室”这个词汇的镀金，徒为她们增添了神秘感。

        对于“宫外”的人而言，她们大概就是想象中虚无缥缈的画像，想必是美丽而寂寞的，如若增添了一些诗书歌赋之类的才艺，便更为难得。

        一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写了几软绵绵的歪诗，也有人争相传抄了去，只因为“风传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哥儿所作”，与其说是对才华的欣赏，更多的大概只是一些望梅止渴的绮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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