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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六八章 国宝档案


“你喜欢就好,过段时间我正好要回家一趟,到时候帮你捎到美国来吧。”

        张天元笑道。

        “张大哥你这会儿去哪儿啊?”

        欧阳晓丹这会儿在房间里补觉呢,所以柳怜一个人实在是无聊,就多问了一句。

        “我去地下室看看,有兴趣去参观吗?”

        反正张天元的东西迟早是要送回过去摆在神罗博物馆里供人参观的,因此他倒也不担心会让柳怜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

        “可以吗?”

        柳怜其实早就想要去里面参观了,只是没好意思提出来,今天既然张天元主动把话题引到了这里,那她肯定是要去看看的,不然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地下室里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因为张天元已经通过特殊的渠道将大部分的古董运回国内了。

        现在地下室里面留着的,基本上都是最近得到的东西,其中自然包括洛杉矶贵族博物馆盗窃来的那些国宝级的文物。

        柳怜不是傻子,看到这些东西的一瞬间,她就猜出来问题所在了。

        张天元地下室里的每一件传世艺术珍品背后都有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其中《伯远帖》《中秋帖》《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级艺术品,都曾经颠沛流离,差一点流失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顺利回归了祖国的怀抱。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结束的话,那就错了,就在最近几年,这几件国宝级的艺术品又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明眼人都知道,可能是被人偷了,或者调包了。

        “这《伯远帖》是张大哥你从洛杉矶博物馆弄到的吗?”

        柳怜问道。

        《伯远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书写的一封信,行书,共5行47字。

        《伯远帖》上有宋徽宗赵佶的御题和收藏印,北宋时由宫廷收藏。

        辗转六百多年后,清代乾隆皇帝得到《伯远帖》,又得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

        乾隆皇帝认为这三件是稀有之物,将它们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名其收藏之室为“三希堂”。

        《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帖”。

        辛亥革新后,“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郭世五所收藏。

        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

        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

        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到域外。

        1951年9月,时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奉周总理之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

        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得知流失的国宝“二希”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的消息,紧急向中央报告。

        郑振铎叮嘱香港著名的鉴藏家徐伯郊,想办法稳住郭氏,以待内地汇款抢救。

        徐伯郊马上找到郭昭俊,向其申明了大义。

        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昭俊的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昭俊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城。

        11月5日,周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

        《中秋帖》与《伯远帖》的成功回购成为了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被传为美谈。

        这些事儿都是柳怜知道的,但是她不知道的,却是这两件东西回国之后,却又因为一些见钱眼开的家伙,把东西卖给了老外。

        让人寒心啊。

        与这两件东西拥有同样命运的,还有《五牛图》。

        《五牛图》号称“镇国之宝”,是唐代画家韩滉唯一的传世名作。

        《五牛图》一经问世便成为收藏的热点。

        北宋时,它曾被收入内府,宋徽宗题词签字。

        元灭宋后,大书画家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如获至宝,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

        清代,《五牛图》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非常喜爱。

        清朝末年,《五牛图》被转到中海瀛台保存。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帝都,这件稀世珍宝从此落入外国人手中,命运变得颠沛流离。

        1950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收到一位香港爱国人士的来信。

        信上说:当年这幅被八国联军劫走的《五牛图》,近日要在香港被拍卖,他本想购买下来使之重回祖国,但是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元,他个人无力购买,于是写信给总理,希望政府能够出资收回。

        当天晚上,周就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出紧急电报。

        香港分社秘书黄作财收到这封电报,马上向他的哥哥、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汇报。

        当时,拿在黄作财手上的这封电报,只有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

        可10万港币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在当时的香港。

        这时,黄作财兄弟又接到中央电报。

        报文上说,如果这幅画是真迹,马上可以去中国银行提款!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想得到这幅画,还成立了抢救小组,甚至连把国宝运回去的轮船都准备好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黄作梅失踪了。

        原来,自从兄弟俩频繁出入拍卖行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身后常有国党特务跟踪。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哥哥始终没有音讯,眼看拍卖时间已到,弟弟黄作财提着巨款来到拍卖公司。

        谁知,这时拍卖公司却突然宣布《五牛图》撤拍。

        黄作财非常沮丧,可当他回到办公室之后,却发现哥哥回来了,而且就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欣赏着这幅《五牛图》。

        原来,黄作梅发现自己被跟踪后,就主动玩了个“闹失踪”的把戏。

        俩人一明一暗,弟弟在明,和拍卖公司打交道,吸引大家的注意。

        而哥哥在私下里,不停地做一位香港实业家吴蘅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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