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七五九章 心里有鬼
看到张天元拿了协议进来，童先生明显有些紧张。
他笑了笑道：“不用这么认真吧？再说我这也没带笔啊，协议就算了吧。”
“别，还是正式一点好。”
张天元淡淡道。
“别啊张老师，咱别这么认真啊，就像平常街道上买东西一样不就好了吗？您也不至于去签这个协议啊。”
童先生更激动了，直接将协议推到了一旁，说道。
听对方这么说，张天元顿时暗笑起来，看来蓝凤凰的信息还是很准确的。
这小子不敢签字，就是怕暴露了。
毕竟那可是证据啊。
张天元暗暗想了想笑道：“罢了，既然你这么为难，我也就不跟你计较这个事儿了，东西我收了，协议不用签，但给你让出去的十万，我得要回来，一百万你要同意就行。”
他让对方签协议，自然是为了安全，不过对方肯定是不会签的，偷来的东西，一旦签字，那就等于留下证据了，将来被查出来就麻烦大了。
所以也没必要坚持了。
虽说这样的话对张天元来说会有点小麻烦，可是以他的能力，处理起来还是很容易的。
总好过对方将画带走，或者这画被警方收缴，重新还给西川正雄吧。
“这，张老板您怎么出尔反尔呢？”
童先生不高兴了。
张天元却不理会他，只是淡淡说道：“这幅画虽然有任伯年的落款，可是并没有什么名人留在上面的收藏印章，也就是说，这东西并不被专业人士看好。”
“我给你一百一十万，是看你实心要卖，可你倒好，连协议都不肯签，是不是这东西来路不正啊？”
童先生又一次站了起来，拿了东西就要离开。
“外面就有警察，你觉得自己走得脱？”
张天元淡淡道：“乖乖坐下来吧，我给你出的价并不低，而且这幅画的主人跟我有点仇，所以这事儿我可以不报警，也可以不给任何人说，你不会为了十万块就跟我较劲吧？”
童先生吞了口唾沫，重新走回去坐下道：“张老板说话算话？”
“你大概还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吧？我可以告诉你，我叫张天元，只要你出去不乱说，我不会对你做任何事儿的，这笔交易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你拿了钱，干什么都行。”
“张天元？就是那个教训过小日本的张天元？”
童先生惊讶道。
“嗯。”
虽然不知道童先生说的是什么事儿，不过张天元确实教训过好几次小日本，承认下来也没什么错。
“行吧，如果是您的话，我信。”
童先生咬了咬牙道。
“你听我的就好，本来这种事儿，如果我报警的话，这幅画迟早也是会到我手里的，但你盗取的是西川正雄的画，我就懒得追究了。”
张天元笑道：“现在可以交易了吧？”
“可以，当然可以了！”
童先生早就不敢有别的想法了，他之前就是给西川正雄打工的，后来被西川正雄克扣公子多达五万多块，没脸回家，便生出了偷东西的心思。
现在五万变成了一百万，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这些钱拿回去之后最好不要声张，悄悄用就是了，或者干脆搬家，不然那个西川正雄可不蠢，一定会怀疑到你头上的，到时候连我也救不了你。”
张天元之所以给这位姓童的出主意，自然也是为了自己好。
这人真要被抓住，虽然他也不怕，可总是会惹来一身骚的。
“明白，完全明白！”
童先生连连点头。
张天元让秦飞雪给童先生账上转了一百万，这笔交易就算是达成了。
不过交易结束之后，张天元却没有着急离开。
因为这幅画让他感觉有些奇怪。
任伯年是清朝人，就算他的作画技巧再厉害，断然也不可能将唐朝的风格表现的如此突出。
更何况任伯年并不算什么大师级别的画师，跟唐伯虎、仇英之流还是没法比的。
这幅画极有可能是别人所作。
可这落款却是任伯年，难不成款识是假的？
想到这里，张天元脑子里很快浮现出了《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一些情报。
此图原作曾藏宣和内府，由画院高手摹装。
在两宋时为史弥远、贾似道收藏，后经台州榷场流入金内府，金章宗完颜琼在卷前隔水题签，指为宋徽宗赵佶所摹。
不过，据学者考据，此件技艺高超的作品可能是宋代画院名家所代笔，未必是赵佶亲手摹写的。
这个可以见《庚子销夏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诸书著录。
《虢国夫人游春图》明末书画鉴藏家王鹏冲、清初藏书家梁清标曾鉴藏过，卷末有明末清初书画家王铎题跋。
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因爱好书画，在位期间不遗余力将全国珍品收藏到清宫内府。
清朝灭亡后，末代皇帝溥仪虽退位，但仍按退位优待条件居住在故宫原住所。
溥仪担心北洋军阀终将无视先约将其赶出，为生计考虑，与弟弟溥杰将一批书画盗运出宫，后于1925年移居津城。
1931年又被挟持至东北，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后，溥仪随身携带小部分书画，希望前往日本，被逮捕入狱，随身书画被缴获，保存到银行。
1948年，这批书画从银行拨交给当时的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转交给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辽省博物馆。
其中就有《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
可是原图究竟去了哪里，依然是无人知晓。
不过张天元倒是读到过一些有关原图的说法。
唐朝的统治阶层非常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他们招纳画家、收藏名画，对美术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力。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经过了近百年发展的唐朝，政权更加稳固，经济空前富足，整个封建社会迎来了它的巅峰时期。
在贵族中间，享乐主义也存不断滋长，于是，象初唐那样以人物画来表彰功臣、良将和战马，“存乎借鉴”的政治性创作，已显得不多磨重要。
这时的盛唐艺术呈现出另一派气象，它“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生现实的肯定和感受、虞憬和执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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