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0章 权力的游戏

　　开元四年悄然来到。

　　今年是朝廷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一个正旦，因此在年前，各道郡县的主官便都赶来京城朝集，甚至周边诸藩属也都特使者前来朝贺进贡。

　　中京洛阳，比往年更加热闹。

　　这里与两年前秦军刚入城时相比，已经完全变了个样，虽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大业年间的繁华热闹顶峰时，可也已经很有气象。

　　洛阳城外驻守了北衙的四万八千禁军，分属北衙十二军，从中抽调组成番上宿卫。

　　除北衙禁军外，还有自南衙十二卫中抽调出来的两万四千人组成的四府，负责京城治安、皇宫宿卫、宫门守卫等。

　　另外内军的九卫府，也还有七千二百人。

　　这些驻于中京内外的军队，就达到了近八万人的规模。

　　此时的洛阳城中，还有大量的少府寺的作坊和内侍省内务府的宫廷作坊，集中了大量的工匠、奴隶等。

　　加上城中的居民商户，外藩在京者，那些百官和其家眷，还有宫廷人员，整个中京洛阳城内，已经有三十万的人口。

　　若是把洛阳二十二县的人口全算进来，则达到了惊人的百万之多。

　　虽大秦设有六京，可如今北方一统后，天下暂时休兵后，皇帝却常驻于中原腹心之地的洛阳，于是天下的财富都往洛阳汇集而来，人口也都往这边流动。

　　大秦不禁工商，甚至鼓励工商，因为工商税收是如今朝廷的主要财政来源。据民部的最新统计，大秦开元三年，朝廷的盐税收入达到了惊人的一千八百万贯，而茶税达到五百万贯，酒税三百万贯，另外各类矿税也达到二百多万贯，仅专卖之税就有近三千万贯。

　　而工商税以及边市和港口的市舶税收入也很惊人，仅市舶税就达到了六百多万贯，其中边市的收入占大头，约四百万贯，市舶的贸易关口的税此时还少些，只有二百万贯左右。

　　而工商税也有八百多万贯。

　　这在许多大臣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毕竟隋朝时完全没有工商之税，也不禁矿产。

　　而大秦立国不过几年，如今还有江南没有完全收复，可一年的这些专卖税、市舶税、工商税等就达到了四千多万贯。

　　而税务总署还说潜力巨大，盐务局更是说只要时局稳定，那么私盐将被严厉打击控制，到时盐税一年能达到三千万贯左右。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钱，朝廷才能在这次军改中，推出府兵和禁军结合的新军制，编设了近三十万的北衙常备禁军。

　　要知道，兵部的预算，禁军养一兵，平均一年得五十贯开销，三十万禁军，一年就得一千五百万打底，还不算军械消耗、马匹耗费这些。

　　更别说，一旦打仗，军费更大。

　　反倒是正税的两税，其实去年收入不多。

　　粮食仅收入三千多万石，绢布两千多万匹。

　　“当初不少人都认为，这些工商市税和专卖之税，会让天下怨言，可现在只看到一片繁荣热闹，好像对百姓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觉得大家手里似乎都有了点余钱，市场上的商品物资也多了起来。”

　　洛阳街上。

　　刚从交趾返回没多久的高士廉能切身的感受到这巨大的变化，当初他离开洛阳被贬往交趾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洛阳城的衰弱。

　　而如今再回来，感受到的却是这个城市的涅槃重生，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陛下治理天下确实有一手，很多时候提出的策略，高屋建瓴，一开始好多人还明白不过来，可用不了多久，便能发现其高明之处。”

　　骑马与高并行的是他的外甥长孙无忌，“要说这税对百姓其实也有些影响的，比如说盐价是实实在在的涨了，而且涨的不少，但好在盐价虽涨，可朝廷供应齐全，盐质量比过去有加强，百姓倒也能承受的起，毕竟盐一年也吃不了多少，这价格也是公平稳定的。这边买盐多出了钱，但其它方面的各种摊派附加取消，尤其是这个摊丁入亩按亩征税，纳钱代役且直接计入两税，不额外征钱后，普通百姓的负担其实是减轻了许多的。”

　　过去的租庸调税制，基本上就是以丁为基础的税制，有丁就有租就有调就有庸，管你有没有田产，你均到田是这么多，没均到田也是这么多。

　　能足额授地的毕竟少数，而绝大多数人均不到田或只均到极少田，这就意味着他们承担的税赋不合理，承担了本身不该承担的重担，生活自然就苦。

　　而且，百姓最怕的还是役。

　　一年免费二十天的劳役，得自带干粮，有的时候这二十天还不算在路上的时间，为了去做二十天役，路上可能往返还得一两个月，更有甚至如遇上征辽东这样的大役，服个役运粮得运到自己破产，只能砍手砍脚以求逃避服役。

　　古人常说，普通百姓之家，若是不遇灾害战事，则辛苦耕作三年，能有一年之积余。可一年之积余，服一场大役，就能折腾光。

　　现在朝廷不需要百姓服这免费役，而是在每亩田中，再加征了一笔折役钱，朝廷官府遇工程时，再用这钱来雇佣百姓去做工。百姓去做事，则还有工钱，这样不会有损失。

　　更重要的是，折役钱摊入田亩，就意味着田地越多的人承担的这折役钱越多，普通百姓的负担就变相的减轻了。

　　“汉朝朝讲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信奉中庸之道。这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尽量不扰民，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有了汉武之威。我们的皇帝陛下虽年轻，但仅通过这税赋制度，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朝廷的税赋增加了，但百姓负担却减轻了，真是太神奇了，尤其难得的是，还没有说是直接对富户豪强巧取豪夺，而是通过地税通过商税巧妙的把钱收上来了，还没引起太大怨言，真是难得。”

　　高士廉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以前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还能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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