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8【萧乾】

　　巴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我自愧不如他们，才能要差好几倍。”

　　就名气来看，此时的萧乾还远远不如曹禺和沈从文，而且他如今还没有成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

　　出发当日，萧乾在大使馆门口把周赫煊堵住：“周先生，我是萧乾！”

　　“是秉乾啊，你什么时候来英国的？”周赫煊笑问。他当然认识萧乾，因为去年萧乾还在做《大公报》副刊的主编，周赫煊视察报社的时候遇到过几回。

　　“我去年底到英国的。”萧乾有些尴尬的回答。

　　萧乾的尴尬不仅在于国难当头之际离开祖国，更因为他离开的原因婚外情。他喜欢上了一个女钢琴家，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间做选择，干脆两个都不选而一走了之（妻子离婚后投奔了延安）。

　　可见萧乾在感情问题上非常优柔寡断，这也就导致他连续好几段婚姻失败。他过几年要跟一个英国混血女郎结婚，但那女人刚生完孩子就跟接生医生出轨。这不算完，萧乾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心机婊，看重他名气才嫁给他，婚后发现名气不管用就跑路了。

　　周赫煊问：“你在英国做什么工作？”

　　萧乾道：“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助教。”

　　“有没有想过做《大公报》海外特聘记者，专门报道欧洲战事。”周赫煊发出邀请。

　　萧乾笑道：“当然愿意。对了，我这次来找周先生，是想请你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一堂课。我刚刚在东方学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青年补习中文，向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那是好事啊，那些英国青年愿意帮中国打仗吗？”周赫煊问。

　　萧乾说：“他们都是英国公谊会的成员，他们同情中国的遭遇，大部分愿意帮中国抗战做宣传和募捐，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国战场的打算。最近周先生的街头演讲，让他们大受感动，所以想亲自聆听你讲课，讲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

　　英国公谊会属于教派组织，刚刚建立时保守而激进，到处抨击英国国教会和清教徒教会。随着几百年的发展，公谊会变得越来越包容，甚至允许任何教派的信众加入该会。

　　这个教派认为每个人都生而有“灵”，那是上帝播下的灵光种子，人可以借助“种子”认识真理，并由此获得智慧和幸福。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跟传统基督教的“原罪论”恰好背道而驰。他们还认为《圣经》并非上帝对人类的全部启示，只要依靠“灵光种子”就能接近上帝，领悟人生的真谛，这又有点像佛家的顿悟。

　　为什么要在本书中提及呢？

　　因为这个教派坚守“爱与宽容”的原则，并且强烈反对暴力，从美国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有公谊会的教友直接或间接参战。他们往往站在“正义”的一方，包括中国抗日战场，也有公谊会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萧乾在东方学院的培训班课程结束，这些英国公谊会的教友就会奔赴云南。刚开始只有4人，半年时间发展就到40人，并且陆续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人加入，至抗战胜利时已有数百人规模。

　　他们并未直接参战，而是负责物资运输、修理汽车、医疗救助、战时服务等等，有些人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顺便一提，援助中国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有两位创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亲儿子都送上了中国战场就是那个生产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买他们的产品，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吉百利家族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掌控。

　　既然是国际友人，周赫煊自然不会推辞，他笑道：“等我从牛津回来，就去东方学院讲课。”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萧乾突然问，“周先生，我可以跟随你一起去牛津吗？”

　　“跟着我干嘛？”周赫煊笑道。

　　萧乾说：“我平时也写一些文章，向英国的报纸投稿。英国读者对周先生非常好奇，所以我想跟在你身边，写一篇叫做《周先生在英国》的报告文学。你不会介意吧？”

　　“随你的便，但车票钱自付。”周赫煊开玩笑说。

　　两辆汽车驶到大使馆门口，马珏摇下车窗说：“先生，可以出发了。”

　　一辆汽车是周赫煊捐给使馆的，另一辆是郭泰祺借来的，加上三个保镖必须两辆车才能坐完。

　　在前往火车站的过程中，一路上坑坑洼洼全是弹坑，只有路中间的坑才会立即填平。马珏突然指着道旁说：“先生你看！英国人真有趣，居然在弹坑周围种满了鲜花。”

　　周赫煊转头看去，果然见路边有个大坑，而周围则满是新栽的鲜花。

　　萧乾解释道：“栽花是为了提醒路人有大坑，防止不小心掉进坑里。”

　　由于德国对伦敦的连番轰炸，市区已经变成了月球表面，坑多得短时间内根本填不完，而且经常是一坑未填一坑又生。相比而言，在弹坑周围栽花反而要轻松许多，不得不说英国佬还是很有情趣的。

　　萧乾继续说着他在伦敦见到的趣闻：“上周，德国飞机接连撒了三天劝降传单，你们猜英国人是怎么处理的？”

　　“烧掉？”马珏问。

　　萧乾笑道：“伦敦红十字会把传单收集起来，拿到市区兜售，一便士一张。英国人居然排队来买，把劝降传单当笑话看，而卖传单所得的钱全部捐给了军队。”

　　马珏乐不可支：“这倒是个好办法。”

　　周赫煊则听得颇为感慨，因为重庆也经常有日军空投传单，那些传单大部分都被政府集中销毁了，似乎怕老百姓捡到传单会真的投降一样。

　　伦敦和重庆两座城市虽然都遭遇大轰炸，但民间气氛有着显著不同，重庆那边更多出了一种绝望和麻木。

　　麻木在公务人员那里最为明显，周赫煊甚至亲眼看见，搬尸队从废墟里挖出还未断气的老百姓，直接当尸体一样拖来拖去，甚至往路边不知轻重的随便乱扔。而旁人对此虽然心有不忍，但却视若无睹，因为重伤者等于死亡，没有那么多药品来救治。

　　不管能不能救，它反映出一种对生命的不尊重，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关怀。

　　或许有人命硬，不靠药物自己也能活下来呢，搬尸队的粗**作能直接把活人给搬死！

　　萧乾继续说道：“英国人在被大轰炸之后，反而变得更友善了。我有个邻居以前总板着脸，似乎看不起中国人，但现在我每次出门，他都会对我说早上好。我去餐厅吃饭，英国侍者也经常会说：先生，请享受你的饭菜，德国佬不能抢走我们的食物。”

　　周赫煊道：“当战争来临，总会带来凝聚力。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或许平时各自有小算盘，但关键时刻还是会选择团结的。就像一群有小矛盾的人去郊游，半路上突然遇到野兽，那些人肯定会选择合作把野兽赶跑。这跟国民素质无关，只是人类的本性而已。”

　　萧乾说：“但我确实感受到了，英国人的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

　　“仓廪足而知礼仪，无非是英国更富有，百姓能够填饱肚子而已，”周赫煊说着又想起重庆的搬尸队，补了一句，“当然，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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