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硬顶

　　作为刘成的掌书记，赵文德自然已经看过了书信的内容，他冷笑道：“本朝士风败坏如斯，若非如此，大明又怎么会到今日这般田地？大人，您打算怎么回复他们？”

　　“他们不是想扳倒杨嗣昌吗？好呀，我还正愁着杨嗣昌在台上，这件事情我把握不大呢？你回信给那侯方域，就这么说！“说到这里，刘成压低声音对赵文德讲述起来，片刻后赵文德笑道：“大人果然好计，由不得那侯方域不上套子！”

　　“好计说不上，不过用来对付这等小儿是足够了！”刘成冷笑道：“建生，就劳烦你了！”

　　“是，大人！”赵文德欠了欠身子便退下了，敏敏牵着两个儿子走了过来，笑道：“阿成，看你这么高兴，有什么好事吗？”

　　“嗯！”刘成弯腰将两个儿子抱了起来，笑道：“敏敏，拜这群妄人所赐，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搬去北京住了，你说是不是大好事呀？”

　　时间如流水，转眼之间就已经是崇祯十年的三月了，虽然塞外依然是朔风如刀，寒冰似铁，而京师已经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春天的气息了。路上的行人们的衣着不再臃肿，道旁的槐树枝条上也隐隐约约露出一点小嫩芽。大明政坛上的那些“消息灵通”人们也敏感的察觉到一场巨大的变化即将发生，就好像而正如太液池的冰面下涌动的水流。

　　当然，孙传庭并不属于这些消息灵通人士中的一个，自从上次出使宣慰蒙古的事情之后，他就有些心灰意冷。本来他是一个极其勤勉的人，他那个礼部的差使就是个清闲的所在，若是没有藩属前来朝拜，十天半月没有事务要处理也是寻常。可是孙传庭却每天不是钻研兵书，便是练习骑射武艺，把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而从归化城回来之后，他便好像换了一个人，每日里去衙门里处理完公事后，便回到寓所埋头睡觉，或者一个人喝闷酒。幸喜他官职还不高，礼部又是个清净的地方，御史老爷们才没有弹劾他。

　　这天上午孙传庭依照平时的习惯去衙门里转了一圈，确认没有公事后便回了家，打发仆人去巷尾酒肆里沽两壶酒，再买些下酒菜，准备中午喝几杯。孙传庭几杯酒下肚，便听到外面有人高声道：“白谷兄在否，白谷兄在家不？”

　　孙传庭皱了皱眉头，放下酒杯站起身来，沉声问道：“哪位？”

　　“是我，汪岁星呀！”

　　“岁星兄！”孙传庭吃了一惊，赶忙打开院门：“岁星兄，你什么时候来京师了，怎么不先通知我一声？”

　　院外站着一个四十出头的文士，却是孙传庭的好友汪乔年，此人乃是天启二年的进士，与明末大多数士大夫不同的是，汪乔年平日里清苦自励，恶衣菲食，出外为官时，只携二仆，不纳妾自奉。以文武双全自诩，休沐辄驰骑，习弓刀击刺，寝处风露中以磨炼。孙、汪二人在明末士大夫的奢靡柔弱风尚之中属于异类，因此在京中为官时结为好友，崇祯二年时汪乔年外放为青州知府，因考绩优异而升迁，后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乡服丧。

　　“因为一件大事所以来京！”汪乔年笑道，旋即他发现孙传庭的身上有着酒气，笑道：“白谷兄，有朋友在吗？”

　　孙传庭闻言一愣，旋即意识到汪乔年是发现自己身上的酒气，脸色微红：“没有，有些烦闷便喝两杯！”

　　“这可不像你呀！”汪乔年笑道：“白谷兄，我可是记得当初你说过，男子汉大丈夫当以澄清天下为志，岂可以沉浸于区区杯中物之中？”

　　听到好友这般说，孙传庭不禁有些尴尬，他强笑道：“岁星兄说的是，不过今日你来，便破一次戒也无妨的！”说罢他便把住汪乔年的右臂，往屋内走去。

　　汪乔年进得屋来，只见桌子上摆放着几样凉菜，一只锡酒壶，一只杯子，杯中还有半杯残酒，显然孙传庭已经喝了有一会儿了，眉头微皱。他想了想，决定还是先不劝说好友，而是先说另外一件事情。他笑着坐了下来：“白谷兄，你知道我这次来京师是为了何事？”

　　孙传庭拿了一只新酒杯，放在好友面前，一边替其倒酒一边笑道：“想必是三年之期已完，为起复为官的事情吧？”

　　“白谷兄说笑了！”汪乔年笑道：“我这两年在老家守丧时，听石斋先生讲学，颇有退隐林泉之志，功名之心已经淡了，岂会为了这些来京师？”

　　“那是为了何事？”

　　“与诸位士子上书言事，请圣天子启用名臣督领诸镇，早日平定东虏！”

　　“什么？”孙传庭闻言一愣：“传星兄，这等军国大事，岂有诸士子上书言事的道理？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白谷兄莫急，且听我说！”汪乔年笑道：“自从万末年以来，东虏起兵作乱，我大明便无宁日。王师与虏交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究其原因，督抚不和，上下不一乃是首罪。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嗯！可这与上书言事有何关系？”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眼下我大明如今内患已除，虏酋新丧，加征新税后，士饱马腾，是否是讨伐东虏的大好时机？”

　　“这个”孙传庭皱了皱眉头，他此时已经猜出了七八分，的确正如汪乔年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祯十年的战略形势可以说比当初努尔哈赤刚死，皇太极刚刚继位时更对大明有利。李自成请求招安后，内地的战事已经基本平息；后金的统治阶层新败之余，自相残杀；刘成完成了迂回之后，大明实际上已经从三个方向包围了后金。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战略形势的改善是建立在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压榨基础上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下去的，如果拖延下去，有利的形势很可能会发生不利变化，那就后悔莫及了。

　　“所以我们以为朝廷当设立一重臣，督领宣大、关宁诸镇大军，速战速决，早日平定东虏，停征新税与民休息！白谷兄，你怎么看？”

　　“我们？”孙传庭品味着好友的话语，显然这件事情并不像汪乔年说的那么单纯，否则为何他这个时候来自己这里？在他的身后肯定还隐藏着一个集团在策划着这一切，自己贸然表态或者拒绝都是不合适的。想到这里，孙传庭笑了笑：“听起来倒也有道理，只是是否已经有了人选？”

　　“若论兵事，我如何能及得上白谷兄，这次来便是要请教兄台的！”

　　“说实话，朝中大臣中实在没有很合适的人选，如果硬要挑的话，恐怕也只有卢九台（卢象升）了，只是他勇烈有余，韬略还尚有不足！”

　　汪乔年突然笑道：“白谷兄，宣大总督吕伯奇如何呢？”

　　“吕伯奇？”孙传庭失声道，他心中突然闪过归化城外那一排排铁骑，冰冷的大炮，还有那个好像总是戴着一副假面具的刘镇台，想到这里，他就下意识的摇了摇头：“为何选他？”

　　“功绩呀！卢九台虽然也有不少胜绩，可打的基本是流贼，而吕大人就不同了，从流贼到鞑虏，还有东虏，样样都不缺，分量可比卢九台重多了！何况他麾下的刘成乃是当世名将，两人交情深厚，相得益彰，定能平定东虏！”

　　汪乔年越说越是起劲，可是孙传庭却是沉吟不语。与其他京官与士大夫不同，他用自己的双眼看到过刘成所拥有的庞大资源：草原上一群群数不清的牛马、成千上万彪悍善战的骑士、堆积如山的甲仗与火器，而最可怕的是这一切都只听命于刘成一人，甚至朝廷都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当时他得知额哲暴死之后，立即上书朝廷，要求将此事追查到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可是这份上书却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样。经过这件事情，孙传庭已经明白朝廷实际上已经拿刘成没有什么办法了，自己以前所读的兵书、韬略在这个男人面前，已经是一钱不值了。

　　汪乔年也不是傻子，看到孙传庭这般沉默不语，明白对方并不赞同自己的人选，便低声问道：“白谷兄，你觉得不合适吗？”

　　“岁星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再三斟酌一番比较好吧！”孙传庭低声道：“吕伯奇与刘成交情深厚，反过来说刘成与吕伯奇也是交情不浅吧！让吕大人督领宣大、关宁两镇，就等于让刘成提督这两镇兵马，你觉得合适吗？”

　　汪乔年听了一愣，陷入了沉思之中。

　　正如从冰峰滚落的雪球，汪乔年所说的上书言事，举荐吕伯奇督领宣大关宁二镇，讨伐东虏之事开始运行起来。一开始还只是在京师的官员之间流传，然后就是士子之间，最后就连市井之间也开始流传了。自从万年间以来，大明对东虏可谓是每战必败，不但丢失了辽东之地，就连京师也两次被兵，这是自从土木堡之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大明从上到下都怀着这样一种念头尽快平定东虏，恢复太平年间的好日子。

　　军机处。

　　“混账、误国庸才！”杨嗣昌愤怒将一份奏疏丢在地上，不解恨的他甚至在上面踩了两脚，以发泄胸中的怒气。

　　“先生！”陈新甲被杨嗣昌突兀的行动吓了一跳，赶忙将奏疏从杨嗣昌的脚下抢了出来，这可是要给天子看的，要是崇祯在上面看到脚印，这可是不得了的罪过了。

　　“你抢什么！写出这种混账玩意的哪里还有人心！”杨嗣昌激愤的从几案上又抢过一本丢在地上，狠狠的踩了两脚：“请以吕伯奇督领宣大、关宁两镇？这与把这两镇交在刘成手上有什么区别？难道他们不知道额哲是死在谁手上？要是刘成调转马头，他们用什么抵挡？用他们的道德文章吗？”

　　“先生，想必这些人是平定东虏心切吧！”

　　“才怪！”杨嗣昌冷笑了一声：“你看看这些人都是南直隶的、浙江的、江西的、福建的。东虏平不平定与他们何干，他们在乎的是早日把我赶下这个位置。吕伯奇统领两镇去打东虏，打赢了吕伯奇立下盖世大功，自然要入阁当首辅，把我赶下台；打输了我是兵部尚书加东哥大学士，更是要下台。反正那吕伯奇连个进士都不是，在首辅位置上也坐不了几天，只要能把我杨文弱赶走了，别挡了他们的仕途，大明的天下值几文钱？”

　　“这个”陈新甲听到这里，额头上已经满是汗珠，正如杨嗣昌所说的，那股隐藏在背后的势力打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反正无论如何最后杨嗣昌都得滚蛋，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可乘了。这办法倒是巧妙的很，就是阴损了些。

　　“那，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然不能同意！”杨嗣昌走到书案旁，拿起一张事先裁好的纸条，用朱笔在上面书写起来，书写完毕之后夹在那份奏疏里：“反正我杨文弱的名声也坏不到哪里去了，拼着这条性命不要，也不能把大明的天下毁在这些家伙手里。”

　　看着杨嗣昌坚定地眼神，陈新甲也不禁钦佩不已。明代中后期中枢政治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那就是监察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即御史、谏官这些品阶并不高的官员却能拥有远远高于他们品阶的影响力，结果就是行政效率的低下。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皇帝设立谏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制衡相权，以免其威胁到君主的地位。但明代自朱元璋之后便没有了宰相，其后的首辅实际上不过是天子的高级顾问而已，如果这个首辅没有通过朋党、师生等关系控制都察院，在遭到谏官的围攻下，是非常脆弱的。大明上一个像杨嗣昌这样敢于硬顶的首辅大臣是张居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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